这只陶瓮的实际用途，远比“储物”更丰富。在瓮底的泥土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灰烬，夹杂着细小的炭化麻线——这是祭祀时燃烧麻布留下的痕迹。这意味着，除了储存粮食，陶瓮还可能在仪式中扮演“祭品容器”的角色：人们会将织好的麻布、晒干的谷物放入瓮中，作为献给图腾的礼物，待仪式结束后再取出，重新用于生活。
瓮身的内侧，有几处淡淡的油渍，化验显示是动物油脂和植物油脂的混合物。这说明，陶瓮还曾用来盛放祭祀用的膏脂——古蜀人在举行重大仪式时，会将油脂涂抹在神树的枝桠上，认为这样能让图腾“充满活力”。而盛放油脂的容器，正是这只带着十八道刻痕的陶瓮，仿佛只有它才配得上承载这份与图腾相关的神圣。
最动人的是瓮盖内侧的痕迹。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指印，是孩童的手掌留下的，指印的中心，恰好对着瓮身刻痕中最浅的一道——对应神树最短的那根枝桠。或许是某个孩子在帮大人取东西时，好奇地用手摸了摸瓮盖内侧，无意间在与图腾“对应”的位置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个小小的指印，让冰冷的陶瓮突然有了温度，也让我们看到：古蜀人的图腾信仰，正是这样通过日常的触摸、使用、甚至玩耍，一代代传递下去的。
五、同类器物的呼应：图腾印记的群体共识
这只陶瓮并非孤例。在神树周围的遗址中，考古人员共清理出七只类似的陶瓮，其中五只的腹部或颈部有刻痕，数量分别为九道、十二道、十八道——这些数字，恰好与神树不同层级枝桠的数量吻合：底层主枝十八根，中层十二根，顶层九根。显然，在古蜀社群中，用器物刻痕呼应神树枝桠数量，是一种普遍的信仰表达，而非某个匠人的偶然之举。
有一只小型陶瓮，高仅二十厘米，显然是给孩童使用的，它的颈部刻着三道浅浅的刻痕，对应神树顶端的三根枝条。瓮身还画着简单的红色线条，模仿神树的主干形态。这说明，即便是孩童的器物，也被注入了图腾的印记，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神树的模样，该刻在生活里。
陶鼎上的图腾印记则更为直接。神树东侧的一只三足陶鼎，鼎足的内侧各有一个树状的刻纹，树干笔直，枝桠向两侧伸展，与青铜神树的造型几乎一致。鼎的腹部有烟熏的痕迹，说明它长期用于生火做饭，而每次生火时，火焰都会舔舐到这些树状刻纹，仿佛在给图腾“取暖”。古蜀人大概觉得，用带着神树印记的陶鼎做饭，煮出的食物会更香甜，也更能得到图腾的庇佑。
六、刻痕之外：器物与图腾的共生哲学
这些带着图腾印记的陶瓮与陶鼎，诉说着古蜀人独特的信仰逻辑：他们不把图腾当成高高在上的“观看者”，而是让它成为生活的“参与者”。陶瓮上的十八道刻痕，不是对神树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共生”的宣言——通过在日常器物上复刻图腾的特征，让信仰渗透到储物、做饭、祭祀等每一个环节，让图腾的“存在感”不是通过盛大的仪式来强调，而是通过指尖触摸刻痕的触感、摆放时对准方向的默契、甚至磕碰时的轻响来确认。
这种共生哲学，体现在器物的“不完美”里。陶瓮口的磕碰痕迹、陶鼎足的磨损、青铜粉末的意外嵌入，这些看似“不神圣”的细节，恰恰是信仰落地的证明。古蜀人接受图腾与生活的“相互打扰”：图腾允许陶瓮蹭到自己的铜锈，陶瓮也包容人们因频繁使用而留下的磕碰，就像家人之间不必时刻保持端庄，却能在彼此的“不完美”中找到最舒适的相处方式。
三千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只带着十八道刻痕的陶瓮时，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信仰——它不在博物馆的聚光灯下，而在刻痕被触摸得光滑的边缘里，在瓮口朝向神树的固执里，在孩童无意间留下的指印里。这些痕迹告诉我们：古蜀人的图腾崇拜，从不是遥不可及的仰望，而是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是刻在器物上、留在生活里、记在心里的，对“我们”这个共同体的确认。
就像这只陶瓮，它盛放过谷物，也承载过祭品；被祭司庄重地摆放在仪式现场，也被孩童好奇地触摸；见证过丰收的喜悦，也经历过日常的琐碎。而这一切，都被它忠实地记录下来，与青铜神树一起，站成了古蜀人信仰里，最温暖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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