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日，北京忽然下了一场雷雨。故宫博物院门前，汽车如同一叶叶扁舟，在一片“汪洋大海”中漂浮。
王至诚望着漫天的大雨，笔挺地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门前，思绪回溯到1912年初春。
那年，年满12岁的王至诚来到了北京故宫，那一天夜晚，恰逢一场暴雨，王至诚蜷缩在故宫门口，怀中紧紧抱着爷爷送他的那幅《兰亭序》。
一辆马拉的洋车驶来，车上一位古稀老人撑着伞，步伐匆匆。他就是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杨守敬。当他发现王至诚怀抱的画轴的时候，心中感到一丝惊讶与怜惜，便将王至诚带上了洋车，驶向紫禁城的内廷。
随着一声惊雷，王至诚在梦中惊醒，“爸爸！爸爸！”王至诚惊慌失措地呼喊。
“南京临时政府决定将大量文物从热河行宫和盛京故宫移至故宫前朝，你爸爸应该在回京的路上。”杨守敬说道，眼中闪烁着鼓励的光芒。
王至诚听后，轻声说道：“爸妈离开沂蒙山去北京的时候，我刚刚记事儿，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沭河边发呆。”他的话语中透着深深的失落和对家庭的渴望，令杨守敬感同身受。
“我的童年也并不容易。”杨守敬叹息道。他紧紧握住王至诚的手，讲述了自己成长中的孤独与奋斗。然后劝道：“暂时你爸妈回不来，不如跟我学习书法。”
杨守敬的话深入王至诚的心中，让他感受到一丝温暖与希望。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突然跪下，毫不犹豫地说道：“师傅在上，请赐教中国书法！”
杨守敬站在书案前，认真书写着《兰亭序》，并让王至诚评价：“你看，杨爷爷写的《兰亭序》与你们琅琊王氏的《兰亭序》有何不同？”
王至诚仔细观察，杨守敬的书法带有明显的欧阳询风格，融汇了汉代的古韵与清末民初的书写风气。用笔扎实、结体开张，虽然技艺未必上乘，却充满了气势和宏伟之感。
王至诚看了看回答道：“我们写的要与书圣的《兰亭序》形同神似，而杨爷爷的《兰亭序》虽然字形不同，但从神采笔韵上看，并不亚于我们的，甚至更胜一筹。”
“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究是门外汉也。”杨守敬微微一笑，引用了自己着作《楷法溯源》的观点，强调了民国时期临摹与前贤书法之间的差异。
王至诚继续追问：“杨爷爷，如何才能将神韵溢于字里行间？”
杨守敬沉吟片刻，回答道：“纵观历代书法，凡在书法上有新造诣者，必须具备‘三要’：一是天分，二是多见，三是多写。至诚，凭你聪明的天分与超强的悟性，第一条已经足够了。”
王至诚继续说道；“除了祖上留下的琅琊本《兰亭序》，我见过三、四个流传于民间的摹本……临摹百遍，总不得要领。”
“这远远不足。”杨守敬摇头说，“不仅要看帖，还需看碑刻；不仅要学《兰亭序》，还要看其他碑帖。‘碑帖’并重，旁通博引，方可求变求新。”
杨守敬从书案中取出历代碑帖的原贴或照片，讲述道：“中国书法源远流长，殷商的甲骨文古朴、周代的钟鼎文繁复、秦汉的篆隶古奥苍劲，晋唐以来，各显神韵。加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二郑’（郑道昭、郑述祖）驰骋书坛，唐朝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柳公权、颜真卿的‘六大家’，书法盛极一时。”
王至诚点头，回应道：“我还是喜欢杨爷爷的《兰亭序》。您借鉴了‘苏黄’（苏轼、黄庭坚）和清代书家翁同和的写法。”
“至诚果然有眼力。”杨守敬赞许道，“你看过他们的作品吗？”
王至诚摇头，却指着书案上的书帖，表现出他的自信。
杨守敬对王至诚的天赋倍感欣赏：“不错，杨爷爷的书法确实借鉴了苏轼的厚重、黄庭坚的开张与结体的欹侧，以及翁同和行书的虚实转换。但杨爷爷的字中仍有瑕疵，所以，你的字必须超过杨爷爷才对。。”
王至诚不停地点头，继续追问：“杨爷爷，何谓‘帖学’？何谓‘碑学’？”
杨守敬说道：“明太祖以八股取士，‘帖学’成为时尚。‘帖学’以历代前贤手迹摹刻成帖，以王羲之和唐六大家为主。明代书家多循规蹈矩，形成了程式化、规范化的馆阁体，直到康乾二帝时期。”
接着，杨守敬补充道：“‘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另辟蹊径，追求‘碑学’的古朴苍劲。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阮元倡导，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张扬北魏碑法，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则更尊魏碑唐体，提出‘十美’要求，把碑刻发挥到极致。”
“魏碑有哪‘十美’？”王至诚好奇地问。
杨守敬回答：“康有为的‘十美’简单概括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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