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先让下面的人先干起来，控制好方向慢慢摸索，等时机成熟了、有了标杆和实际成果了，再拿到会上讨论。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另一种形式，不是没有方向，而是知道方向，在浅水区先踮着脚尖走，等走到能让大家看清对岸的地方，再招呼大家一起下水。
改革开放这几年，正是大家有想法、有干劲的时候，每个人都憋着劲儿想做点事。就算出了问题，也能控制住范围，大不了及时叫停，局部调整，损失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这也是后世很多地方上会出现一些让外人感觉很扯淡、甚至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某个十八线小县城突然要建一个“世界级”的主题公园，最后烂尾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墟，但它就是发生了。是上面的人傻吗？不见得。不排除一些地方和利益集团的勾连，但其中也确实夹杂着一些实验性的政策尝试。
像在实验室里同时进行几百组对照实验，有些成功了被推广到全国，有些失败了留下烂摊子。负面案例的传播速度快、舆论关注度高，而那些正面的、默默改变了一方百姓生活的改革成果，反而容易被忽略。有些甚至得翻当地官方的详细记录、做实地调研才能了解真相，不是相关办公室的很难了解这些政策的出处和相关逻辑。
大会上一些看似突然推出的政策决议，其实已经在某些地方悄悄验证过了，只不过这些验证过程从不在公开讨论的范围之内。
解读这些政策的时候，官方表述又很~~官方。真的不是不想说明白，是太难说明白了，必须得留白，要留有辗转腾挪的余地。每个词都得恰如其分，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太左了，就适当往右调整一下。调多了，再往左掰回来一点。甚至反复几次才能达到动态的平衡。
中国从来走的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摇摆中踩出一条向前的路径。敢于纠正自己的偏差，不怕承认自己在摸索中犯下无心之失，这就是我党的担当。谁也不是神，从来全知全觉，总要有一个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的过程。
举个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例子，流氓罪。79年第一部刑法典正式设立了流氓罪（之前也有，但可能被归入“反革命罪”或其他名目下进行处理，或者作为治安问题来处理，其界定和处罚都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再或者说是主观臆断性）。它主要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行为。最初的量刑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83年开始的“严打”运动中，为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流氓罪的处罚被大大加重，最高可判处死刑。同时，其涵盖的范围也变得非常宽泛，甚至被称为“口袋罪”。
“口袋罪”的意思是这个罪名像个大口袋，什么都能往里装。流氓罪之所以成为口袋罪，主要有两个原因：法律条文里除了列举的几种行为，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叫“其他流氓活动”，这个表述给司法实践留下了太大的解释空间。还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当时都可能被定为流氓罪。例如~~这里就不例如了。反正就是婚前性行为都得关几年。。。。一些典型案件大家可以自己查查，想想自己都干过啥事，在当年得判几年，我看看有多少死刑的。
哦对了，97年修订刑法时，正式取消了流氓罪。并非意味着当时所有相关行为都合法化了，而是将这个大罪名进行了科学拆分，变成了多个具体、明确的罪名。
扯远了，熊光明现在就需要这么一个白手套，或者说暗地里“接活”的。他现在就需要这么一个白手套。或者说，暗地里“接活”的人。这个人必须绝对可靠，不能有任何出岔子的余地。他思来想去，也就光天最适合。
这么多年革委会主任不是白当的，人情世故这一块~一般人想坑他很难。也不在体制内任职，主要是无欲无求，开个饭馆就知足了，跟着他干的哥们兜里都鼓鼓的，几个人也没啥野心，开分店什么的想都没想过，问就是~忒累！一个店就够我忙的了，开什么分店？钱够花就行，挣那么多干嘛。
私下找熊光明办事的不少，但能见到他的并不多，不是前辈打电话，他一般都不接待。也有想走老熊关系的，兜来兜去进了95号院，但别说事，只要提事，以后都别再来了。
打易中海和刘海中主意的人也不少，毕竟是轧钢厂时代走过来的老同事、老街坊，沾亲带故的也能勉强扯上点关系。
熊光明现在的位置，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攀附的吗？易中海每次接到这种电话，都是一句~~老糊涂了，说了不算搪塞过去。刘海中更绝，一听对方要谈事，直接拍桌子骂人。
倒是阎埠贵经常出入95号院，来找老熊聊天，但没人知道这老登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一句不相干的话题都没提过。他比谁都清楚，他是被允许进来喝茶聊天的，这就是天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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