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癸未日，葛荣攻陷了北魏的沧州，抓住了刺史薛庆之，沧州的百姓死了十分之八九。
乙酉日，北魏把孝明皇帝葬在定陵，庙号为肃宗。
尔朱荣和元天穆商量，觉得彭城武宣王元勰对国家有忠心和功劳，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一直以来名声都不错，就想立他为皇帝。于是，尔朱荣派侄子尔朱天光，还有亲信奚毅、家奴王相进入洛阳城，和尔朱世隆秘密商议。尔朱天光见到元子攸后，详细地说了尔朱荣的想法，元子攸答应了。尔朱天光等人回到晋阳，尔朱荣还是有点犹豫，就用铜给显祖（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各个子孙铸像，结果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像铸成功了。尔朱荣这才决定从晋阳起兵，尔朱世隆逃出洛阳，在上党和尔朱荣会合。灵太后听说这事，害怕极了，赶紧把王公大臣们都召集起来商量对策。皇室宗亲大臣们都对太后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没人愿意说话。只有徐纥站出来说：“尔朱荣就是个小胡人，竟敢带兵攻打京城，咱们朝廷的文武官员和宫廷宿卫，足够制服他。只要守住险要之地，以逸待劳，他孤军深入，千里迢迢赶来，士兵和马匹都疲惫不堪，咱们肯定能打败他。”太后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任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领军队去抵抗尔朱荣，又派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带兵守卫河桥，武卫将军费穆驻扎在小平津。郑先护是郑俨的堂兄弟。
【内核解读】
北魏孝明帝末年的这段历史，像一场加速运转的悲剧：尔朱荣的铁骑踏碎了洛阳的繁华，胡太后的昏聩断送了最后的生机，高欢等枭雄在乱局中悄然蛰伏。这一时期，权力的天平彻底倾斜，北魏的命运被一个“边镇军阀”改写，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已埋藏在朝廷的腐朽与人心的离散之中。
尔朱荣的崛起：从边镇豪强到权力玩家
尔朱荣的崛起绝非偶然。这位“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北魏朝廷“既倚重又忌惮”的存在。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既能收纳乱世中的人才，又能精准把握政治脉搏。
高欢、段荣等未来的“北齐开国元勋”，从杜洛周、葛荣阵营辗转投奔尔朱荣，折射出叛军内部的混乱与尔朱荣的吸引力。高欢以“剪悍马”为喻，点出“御恶人亦犹是矣”的权谋之道，瞬间让尔朱荣刮目相看。这番对话的核心，是高欢为尔朱荣指明了“清君侧”的政治路径——以“讨郑俨、徐纥之罪”为名，行“霸业”之实。尔朱荣与高欢从“日中谈至夜半”，标志着一场颠覆北魏的密谋正式启动。
更关键的是，尔朱荣构建了稳固的权力网络：与并州刺史元天穆结为“兄弟”，拉拢贺拔岳等勇将，形成“核心决策圈”；通过上书朝廷、勒兵备战等动作，试探中枢反应，同时向外界展示军事实力。他的每一步都精准狠辣——既以“东援相州”为由索要兵权，又以“蠕蠕出兵蹑背”为借口布局防线，将“保卫朝廷”的旗帜与“扩张势力”的野心完美结合。
北魏朝廷的自杀式操作：胡太后与幼主的致命赌局
面对尔朱荣的步步紧逼，北魏朝廷的应对堪称“系统性自杀”。胡太后的短视与自私，将这个本已摇摇欲坠的王朝推向深渊。
孝明帝与胡太后的矛盾激化，本质是权力争夺的爆发。孝明帝“密诏荣举兵内向”，试图借军阀之力摆脱控制；胡太后则与郑俨、徐纥合谋，鸩杀亲生儿子，立三岁的元钊为帝。这种“弑君立幼”的操作，彻底击穿了北魏的统治合法性——当太后为保权位不惜杀害皇帝，当朝廷将“皇女伪称皇子”“三岁幼童临朝”视为权宜之计，士民对北魏的最后一丝敬畏也荡然无存。
徐纥“尔朱荣小胡，文武宿卫足以制之”的豪言，暴露了中枢对局势的无知。此时的北魏军队，早已不是“足以制敌”的劲旅：边镇叛军肆虐，中央军屡败；将领或如李神轨般平庸，或如郑先护般与嬖幸勾结；士兵“人情危怯”，斗志全无。胡太后寄望“守险要以逸待劳”，却不知“险要需人守护”，而她早已失去了人心——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为，莫肯致言”，正是朝廷众叛亲离的真实写照。
人心向背：乱世中的选择与背叛
这段历史中，个体的选择成为王朝崩塌的加速器：
--高欢的“择主”：从杜洛周到葛荣，再到尔朱荣，高欢的每次投奔都基于“潜力判断”。他看透了叛军的短视（杜洛周、葛荣皆无远谋），最终选择依附“有霸业之心”的尔朱荣。这种“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在乱世中成为枭雄的标配；
--尔朱世隆的“内应”：作为尔朱荣在洛阳的眼线，他在关键时刻逃出京城，向尔朱荣传递情报，成为“河阴之变”的重要推手。他的背叛，反映出北魏官僚体系的分裂——连“直阁”这样的近臣都心向叛军，朝廷的根基早已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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