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的大臣们一起商量后上奏，推举孙峻做太尉，滕胤做司徒。有讨好孙峻的人说：“国家大事还是应该掌握在皇族手里，如果滕胤做了仅次于太尉的司徒，他的名声一直很好，大家都很拥护他，以后的影响力可不好说啊。”于是就上表请封孙峻为丞相、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而且还不设置御史大夫。这样一来，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失望。滕胤的女儿是诸葛恪儿子诸葛竦的妻子，滕胤因此想辞去官职。孙峻说：“鲧有罪，禹却不受牵连，滕侯你这是何必呢！”孙峻和滕胤虽然私下里关系不咋地，但表面上还是互相包容。孙峻给滕胤晋爵为高密侯，还像以前一样一起共事。
齐王孙奋听说诸葛恪被杀了，就从驻地下来，到了芜湖，还想跑到建业去看看情况。他的傅相谢慈等人劝他别去，孙奋直接把他们杀了，结果他因此被废为平民，流放到章安。
南阳王孙和的妃子张氏，是诸葛恪的外甥女。之前诸葛恪有迁都的想法，还让人修缮武昌宫，民间就有人传言说诸葛恪想迎接孙和回来立为皇帝。等诸葛恪被杀后，丞相孙峻就借此机会夺走了孙和的印玺绶带，把他流放到新都，还派使者去赐他自尽。当初，孙和的妾何氏生了儿子孙皓，其他姬妾生了儿子孙德、孙谦、孙俊。孙和快死的时候，和张妃诀别，张妃说：“不管是吉是凶，我都跟你一起，绝不会一个人活下去。”说完就自杀了。何姬却说：“要是大家都跟着死了，谁来抚养这些孤儿！”于是就抚养孙皓和他的三个弟弟，他们几个都因此活了下来。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如同一场浓缩的权力悲剧，将三国时期东吴政坛的诡谲与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人性博弈与政治逻辑，即便放在今天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诸葛恪的覆灭，是典型的“权力异化”样本。他从辅政大臣走向孤家寡人，关键在于北伐失利后，用错了巩固权力的方式——不是修复民心，而是强化威权。怒斥中书令、罢黜旧吏、更换宿卫，每一步都在制造对立：对同僚用“厉声问责”代替沟通，对下属用“频繁治罪”代替信任，对朝堂用“亲信掌控”代替制衡。这种将“权力”等同于“威慑”的逻辑，看似牢牢抓权，实则早已将自己推向众叛亲离的悬崖。尤其在政变前夕，他明知“张设非常”却仍坚持入宫，一句“儿辈何能为”暴露的不仅是自负，更是对权力风险的麻木——当一个执政者失去对危机的感知力，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孙峻的政变则撕开了古代权力斗争的温情面纱。从“伏兵帷中”的布局，到“如厕换衣”的暗号，再到“除地更饮”的冷酷，整套操作精准得像一场预演。他利用的不仅是诸葛恪的民怨，更是专制体制下“君权”与“相权”的天然矛盾——以“清君侧”为名，行“夺大权”之实，这种套路在历史上反复上演。而诛杀后的“夷三族”“投尸石子冈”，则用最极端的暴力宣告：权力的更迭从来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滕胤的“外示包容”与对诸葛恪的“斩草除根”形成对比，这并非仁慈，而是政治算计——暂时稳住潜在对手，才能巩固新到手的权力。
臧均的上表在血腥中留下了一丝人性的微光。他没有为诸葛恪翻案，却以“天地之威不终朝”为喻，恳请为死者保留最后的尊严。这种“罪罚有限度”的主张，是对权力暴力的委婉约束。他举项羽、韩信的例子，实则在提醒统治者：对失败者的宽容，是塑造自身合法性的捷径。最终“听故吏敛葬”的结果，也说明即便是最赤裸的权力斗争，也需要“仁政”的包装——这正是传统政治中“刚柔相济”的生存智慧。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的“预警系统”。诸葛瑾早说儿子“非保家之主”，陆逊警告他“气陵其上，意蔑乎下”，张嶷直言辅政当“旋军广农，务行德惠”。这些劝告并非高深莫测，只是点破了权力的基本法则：敬畏人心、克制野心、平衡各方，才是长久之道。但诸葛恪听不进去——当一个人被权力冲昏头脑，便会把忠言当杂音，把预警当怯懦，最终在自我膨胀中走向毁灭。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对“权力本质”的追问：权力的合法性，从来不是来自职位的高低，而是来自对人心的凝聚、对规则的尊重、对责任的担当。诸葛恪的悲剧证明，靠威权压制的“服从”，终将被更猛烈的反抗推翻；靠暴力维系的“稳定”，不过是暴风雨前的虚假平静。千百年过去，这种关于权力的教训，依然值得每个身处高位者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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