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层面的博弈同样暗流涌动。庐江太守文钦的伪叛之计与东吴的应对策略，展现了三国对峙时期的军事谋略较量。吴主孙权虽然在储位问题上表现出决断力的缺失，但在军事决策上仍保持着清醒，“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 的部署显示其老谋深算。而朱异识破诈降的洞察力，也反映出东吴将领的军事素养。这场未遂的诈降事件，成为魏吴边境长期拉锯的缩影。
年末曹魏征南将军王昶的伐吴行动，更凸显了政治动荡带来的军事契机。“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击吴” 的判断，精准把握了东吴内耗后的虚弱状态。王昶 “引竹絙为桥”“设伏兵以待之” 的战术部署，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最终大破吴军斩获钟离茂、许旻，成为曹魏对吴作战的一次重要胜利。这场胜利不仅削弱了东吴的军事实力，更暴露了其内政不稳带来的连锁反应。
纵观嘉平二年的历史事件，东吴的储位之争与曹魏的军事行动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三国后期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节点。孙权晚年的决策失误，不仅导致内部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更给了曹魏可乘之机。而蜀汉姜维 “复寇西平不克” 的记载，则暗示了蜀汉在诸葛亮死后进取乏力的困境。这一年的历史，既是权力斗争的悲剧重演，也是王朝兴衰规律的生动注脚，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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