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派兵到阳城，正好赶上老百姓在社庙集会，就把他们全杀了，抢了他们的车辆物资，掳走妇女，把人头系在车辕上，一路唱歌呼喊着回到洛阳，说是攻打贼人获得了大胜。董卓把那些人头焚烧了，把掳来的妇女赏给士兵做婢妾。
丁亥日，皇帝的车驾往西迁移。董卓把那些富户都抓起来，找个罪名就杀了，没收他们的财物，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把剩下的几百万老百姓全都赶到长安。这些人被步兵和骑兵驱赶着，相互踩踏，再加上饥饿和被抢劫，路上堆满了尸体。董卓自己留在毕圭苑驻扎，把宫殿、庙宇、官府和民宅都烧了，二百里内，房屋全被烧光，连鸡狗都不剩。他还让吕布挖掘各个皇帝的陵墓以及公卿以下官员的坟墓，搜刮里面的珍宝。董卓抓到函谷关以东联军的士兵后，用十几匹涂满猪油的布缠在他们身上，然后点火焚烧，从脚开始烧起。
三月乙巳日，皇帝的车驾进入长安，住在京兆府的官舍里，后来才逐渐修缮宫殿搬进去住。当时董卓还没到长安，朝廷大小事务都交给王允处理。王允表面上和董卓周旋，实际上暗中为王室谋划，很有大臣的风度，从皇帝到朝中大臣都倚重他。王允假意迎合董卓，董卓也很信任他。
因为袁绍起兵的缘故，戊午日，董卓杀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以及袁家上下五十多口人。
评论
初平元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彻底沦为军阀博弈舞台的开端。关东联军讨董与董卓迁都长安的激烈碰撞，不仅撕开了“汉祚延续”的最后面纱，更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分裂割据的基本格局。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充满了权力重构的残酷逻辑与时代转折的深刻隐喻：
关东联军：正义旗帜下的利益博弈
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起兵，看似是“兴复汉室”的义举，实则是地方势力借“讨卓”之名进行的权力洗牌：
联盟的松散性：各路诸侯“屯河内”“屯酸枣”“屯鲁阳”，看似声势浩大，实则“尊卑无序”“各棋峙以观成败”（郑泰语）。袁绍虽被推为盟主，却无法统一调度——韩馥“留邺给军粮”时心怀犹豫，曹操率孤军追击董卓反遭惨败，暴露了联盟“同床异梦”的本质：没人真正关心“救驾”，只在乎借机扩张势力。
野心的早期显露：鲍信对曹操说“能拨乱反正者，君也”，并非单纯的推崇，而是看透了袁绍“虽强必毙”的门阀局限性，预示着“英雄不问出处”的新时代到来。曹操此时虽实力薄弱，却已展现出与诸侯不同的格局——他是唯一真正试图与董卓正面交锋的力量，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动，为其日后崛起积累了道义资本。
门阀与草莽的分野：袁绍、袁术凭借“四世三公”的家族声望占据主导，而曹操、鲍信等非顶级门阀则需靠战功突围。这种差异决定了联盟的脆弱性：当董卓西迁后，联军迅速陷入内斗（刘岱杀桥瑁、袁绍夺韩馥冀州），“讨卓”的正义旗帜很快沦为权力争夺的遮羞布。
董卓迁都：毁灭式统治的极致
董卓的“迁都长安”决策，是其“以暴治天下”逻辑的巅峰，也彻底摧毁了东汉的统治根基：
用恐怖维系权威：为消除反对声音，董卓先杀弘农王（少帝），再诛伍琼、周毖，逼退杨彪、黄琬，甚至对劝谏的盖勋、朱俊露出杀机（“且污我刀”）。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虽暂时压制了朝堂反抗，却将所有士大夫推向对立面——恐怖能让人屈服，却无法让人认同。
迁都背后的掠夺本质：“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驱徙数百万口于长安”，本质是一场大规模的财富掠夺与人口控制。途中“步骑驱蹙，更相蹈藉，积尸盈路”，两百里内“室屋荡尽”，洛阳的焚毁与帝陵的发掘，不仅是地理上的迁都，更是对“汉室象征”的彻底破坏。董卓想用“毁旧”来“立新”，却忘了：毁掉人心容易，重建权威难。
战略短视的暴露：郑泰曾以“关西兵强、山东不足惧”安抚董卓，但若细究，这话恰是双刃剑——董卓虽能凭武力震慑一时，却无法解决“人心离散”的根本问题。迁都长安看似“避关东兵锋”，实则将自己困于关西，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为关东诸侯割据提供了空间。
士大夫的挣扎：妥协与反抗的困境
面对董卓的暴行，士大夫群体陷入两难：
以荀爽为代表的“曲线妥协”：他以“秦、汉之势”为由附和迁都，实则是为保全杨彪、黄琬等同僚。这种“忍辱负重”虽救了人，却客观上纵容了董卓的暴行，反映出传统士大夫在极端暴力面前的无力——他们擅长在规则内博弈，却不懂如何应对规则的破坏者。
以盖勋、皇甫嵩为代表的“反抗失败”：盖勋与皇甫嵩曾谋讨卓，却因皇甫嵩“不从”而流产。皇甫嵩的选择（放弃兵权就征），既有对“君臣名分”的执念，也有对董卓军力的畏惧，最终导致“众弱不能独立”。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当中央军权落入军阀之手，地方将领的反抗若无联盟支撑，只能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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