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领着赵佗到了自家的田边。那田在山腰上，分成了三块，最大的一块也只有半亩。老者拿起一把锄头，在田埂上敲了敲：“山里的田，是按‘墒’算的。一墒就是一锄头宽，从这头到那头，能种多少粟，我们心里都有数。”
赵佗立刻让量地吏跟着老者学“按墒量田”。吏员们拿着锄头，沿着田块的边缘丈量，再根据每墒能种植的粟苗数量，换算成标准亩数。比如一墒能种五十株粟，十墒就是五百株，换算成秦亩，就是“二分田”。这种方法虽然繁琐，却精准地算出了山地田块的实际面积，农夫们也心服口服。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蓝田县的“上田”和“下田”差距极大，有的田能亩产三石粟，有的田亩产只有一石，甚至会因旱灾颗粒无收。如果只按田的等级收税，遇到灾年，农夫们还是缴不出粮。
赵佗看着地里干裂的土壤，想起自己在军中时，士兵们会根据地形调整战术，量田为何不能根据收成调整赋税？他立刻让人统计蓝田县近五年的粮食产量，发现凡是靠近水源的田，收成稳定，而山地田的收成受天气影响极大。于是他上书李斯，建议“按收定税”：上田按固定比例收税，中田和下田则根据当年的实际收成调整，灾年少收或免收。
李斯看到奏疏后，立刻奏请嬴政。嬴政不仅同意了“按收定税”，还下令在全国推行：凡遇到水旱灾害，地方官要先核查受灾田亩的收成，再上报赋税额度，不得逼迫灾民缴粮。这个政策，让秦国的农夫们终于不用再为“灾年完税”发愁。
度田推行了半年，秦国的土地版图渐渐清晰起来。内史郡共清出隐田三万五千亩，重新分配给无田的流民；陇西郡调整了赋税等级，贫户的税粮减少了三成；北地郡根据量地结果，新开了两条灌溉水渠，让两千亩旱地变成了水田。
这年秋收后，李斯捧着全国的量地总册，走进咸阳宫。嬴政正坐在案前，看着各地上报的粮税账本。“大王，”李斯的声音带着难掩的激动，“今年全国的税粮比去年多了两成，却没有一户农夫抱怨赋税过重。”
嬴政拿起量地总册，指尖划过上面密密麻麻的墨迹——那是秦国每一寸土地的面积、等级和归属，是无数量地吏用步弓丈量出来的，是无数农夫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他忽然想起半年前杜县的那个老者，想起蓝田县山腰上的碎田，想起那些拿到新田契时喜极而泣的百姓。
“量地不是为了多收税，”嬴政望着窗外的星空，声音低沉却坚定，“是为了让大秦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养活着大秦的百姓；让大秦的每一个百姓，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安稳地种下庄稼，收获粮食。”
窗外的风，带着渭水的湿润，吹进咸阳宫。案上的量地总册，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竹香，那是秦国的土地气息，是百姓的生活气息，更是一个王朝走向强盛的气息。
几个月后，嬴政下令，将全国的量地结果刻在石碑上，立于各郡县的集市和学府。石碑上的文字，不仅记录着土地的亩数和等级，更刻着秦国的承诺——让每一寸土地都归于公正，让每一个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而那些奔波在秦国大地上的量地吏，他们的脚步，丈量出的不仅是土地的面积，更是一个统一王朝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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