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我旨意，厚葬王着。”真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即刻起草奏章，明日呈给父皇。”
三日后，忽必烈的圣旨到了东宫。真金跪在地上，听着宣旨太监尖细的嗓音：“……王着、高和尚罪大恶极，即刻凌迟处死。真金太子教子无方，罚俸半年，闭门思过。”
圣旨落地的瞬间，真金忽然想起阿合马遇刺前那晚，陈天祥咽气前最后的眼神——那是种近乎绝望的期待。他缓缓起身，望向窗外湛蓝的天空，几只海东青正掠过宫墙，发出凄厉的鸣叫。
两个月后，忽必烈亲自带人抄了阿合马的府邸。从地窖里挖出的金银珠宝堆成小山，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收受的贿赂，其中竟有半数是献给太子真金的“孝敬”。忽必烈捏着账本的手微微发抖，突然将账本狠狠摔在地上：“去，宣太子！”
真金踏入内殿时，正看见忽必烈将账本扔进火盆。火苗舔舐着纸张，“阿合马”“真金”的字样在烈焰中扭曲变形。
“你看看！”忽必烈的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不知是愤怒还是悲伤，“这就是你口中的奸佞！他连你都要攀附！”
真金沉默良久，从袖中取出一卷书册。那是他与儒臣们编纂的治国方略，扉页上“祖述变通”四个大字苍劲有力：“父皇，阿合马之流不过是疥癣之疾，真正的病根，在于治国之道。太祖以武取天下，而守天下，需以文。”
忽必烈盯着那四个字，忽然想起多年前，自己在金莲川听姚枢讲“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那时的草原上，风里都飘着青草的香气，而如今……他的眼眶微微湿润，别过头去：“你先退下吧。”
至元二十二年，真金监修的《成宗实录》完成。书中详细记载了忽必烈推行汉法的功绩，也直言不讳地批判了阿合马乱政的危害。忽必烈翻阅着实录，在“祖述变通”那章停留许久，最终用朱砂笔重重圈画，批注：“此乃治国之本。”
然而这一年，真金却因“禅让风波”郁郁而终。当忽必烈赶到东宫时，真金枕边还放着那本《资治通鉴》，夹在书中的银杏叶早已干枯，边缘卷曲如蝶翼。
后来，忽必烈命人将阿合马开棺戮尸，纵狗食其肉。但每当他翻开《成宗实录》，看着真金亲笔书写的“以儒治国”方略，总会想起那个跪在大明殿上，固执地为百姓请命的儿子。
大都城的风依旧呼啸，吹过巍峨的宫墙，吹过阿合马倒台后新建的文庙。在那里，真金太子题写的匾额“斯文在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诉说着一个未尽的理想——在马背上打下的天下，终究要在书案上，寻得长治久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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