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政对于兵家修士的出现，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惊讶中又带着愤怒，更多的是愤怒。
徐政是有理由愤怒的。
前文说过，对于底层的老百姓们来说，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事情。如果此时朝廷能让百姓都能吃饱，甚至还有余钱购买其他的东西，那么此时妥妥的盛世。盛世不是朝廷的都城多么多么繁华，而是保障了底层百姓的生活。
以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为例，从汉初到武帝这七十多年的时间，主要不是大灾大旱之年，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官仓都堆满了粮食，甚至一些官仓的粮食因为粮食每年加，最后底下的粮食因为腐烂而不能吃。
汉文帝时期，田租税率按照“三十税一”征税，此后不变，到景帝时期，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继续奉行这一政策，这可能是封建社会税率最低的时期。
其余在农业、手工业、军事、政治、文化等自不一一赘述。
而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宋徽宗时期，天下百姓都快过不下去了，但是开封城依然繁花似锦。一些官员奉承皇帝，说正是皇帝治理天下有功劳，所以才有这样的盛景。
此盛景是真盛景耶？
所以前文才会说底层百姓其实是最容易满足的，但是当百姓们过不下去了，为了活下去，他们就只好寻找出路了。
这时候如果有人蛊惑，甚至给予快要活不下去的百姓们一点希望，那么百姓们便会拥戴这个人。白莲教的造反，恰好就是利用了底层百姓的这些特性，一个是容易满足，另一个则是相对愚昧。
此时白莲教的教义成为了漂泊无依、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底层人民的精神信仰，因此白莲教才能发展的这么迅速。不过，归根结底还是朝廷对于民生的破坏。
这还仅仅只是底层人民的造反，如果涉及到军队的造反，那又不一样了。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重要力量，也是封建时代维护皇权的重要力量。此时，如果军队也发生造反，那么也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连军队都活不下去了，从陈汉以前的朝代来看，到了王朝末期，克扣军饷成为常态，但是一般情况下不敢克扣的太狠，因为克扣的太狠容易引起士兵哗变。同时对待士兵也不能太严格，甚至从严格到残酷，这样也容易引起士兵哗变。
明朝嘉靖三年，大同镇总兵张文锦上书朝廷，提出在城北修复已经废弃的水口、宣宁、黑山、柳沟、桦沟五座军堡，朝廷同意了这一决策。但是张文锦此时急于立功，并且在经费拨付上极为吝啬，压缩了预算，导致修复的军堡非常简陋。
此时，张文锦对于官兵也极为严苛，他明确而拒绝了士兵们对于家属留在大同的请求，要求驻守军堡的士兵与家眷待在军堡之内，同时大量军需物资需要军队自行筹备，大量的士兵被迫进山伐木烧砖。
这一时期，游牧民族经常犯边，这些没多少防御能力的军堡完全起不到防御作用，军堡经常成为游牧铁骑的袭击目标。此时士兵与其家眷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之中，士兵们要求将家眷留在大同，但是再次遭到了张文锦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了官兵的反抗。
以郭鉴、柳忠、陈浩等人为首，他们在夜间举火为号，杀死张文锦，打开仓库，发放粮食，占领了大同府城。这一年的九月，朝廷派人来安抚，结果设计诱杀了郭鉴、柳忠等人，郭鉴的父亲郭疤子串联其他的反抗士兵起事报复，生擒了总兵，这场叛乱一直持续到嘉靖四年二月份。
但是，这场叛乱并未结束，因为九年之后，也就是嘉靖十二年，大同镇士兵因为不堪忍受军官的虐待，再次起事，后被分化瓦解，最终失败。
从这也可以看出，底层官兵们的诉求其实也很简单。
除了逼迫太严重导致的造反，还有一种是士兵跟着将领造反。某些将领长期掌控一支军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支军队甚至可以视为这名将领的私兵，这个时候将领的一举一动也有可能影响到整支军队。
鉴于此，陈汉在军官任免以及军事指挥上有效避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按照规定，五军都督府负责统兵权，管理卫所官兵的编制、训练和调动。而兵部负责调兵权，制定作战计划和协调粮草等供应。
也就是说五军都督府只有人事任免权，但是没有军队的指挥权，兵部则相反。不过随着对五军都督府职权的削弱，后来演变成都督府只有军官任免的提名权，然后交给兵部审核，最终由皇帝批准。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有效防范了军权集中的问题。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计划，特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一开始看似“完美”的计划也会出现漏洞。
例如某个将领或者将领的家族内长期有人统率一支军队呢，经过长时间的经营，那么这时候这个家族很有可能就成为了这支军队事实上的领导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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