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朝后，萧燊邀沈敬之与陈文至东宫议事，案上摆满了近期的票拟文书与地方奏报。“沈公请看这份浙江漕运拟诏。”萧燊翻开文书，“去年浙江按察使顾彦查处贪腐案，漕运损耗已从三成降至一成，可这份拟诏仍按旧损耗核算粮额，若下发，百姓需多缴粮税，岂不寒心？”
沈敬之凑近一看，文书旁果然未附顾彦的最新奏报，他叹了口气：“老臣总说‘吏治为要’，却忽略了政令源头的严谨。若票拟脱离实情，再好的吏治也难救民生。”陈文面色泛红，低声道：“此前阁臣只重拟诏格式，未想竟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再看这份西北边防补充粮饷的拟诏。”萧燊又取出一份文书，“前朝谢渊将军镇守西北时，曾因冬雪封路推迟粮运，改用‘就地采买’之法，这份拟诏却仍定‘腊月运抵’，未引此成例，届时粮船困在结冰河道，边军又要受冻饿之苦。”
提及谢渊，陈文肃然起敬，却仍有顾虑：“太子殿下，三朝成例浩如烟海，任瑶阶虽能干，恐也难一一核查周全。”萧燊笑了笑，召来中书省主事祝苓，她捧着分类成册的成例簿：“臣已按‘边政、民生、财税’分类，标注关键案例，检索只需半柱香时间。”
沈敬之翻看簿册，见每例都附注解与适用场景，不禁点头：“如此一来，票拟便有了依据，而非凭阁臣主观臆断。太子这‘三附’，实则是为权力立规矩，老臣心服口服。”陈文也拱手道：“臣愿牵头整改内阁票拟流程，确保每一份文书都符合新规。”
三日后，“票拟辅助司”在中书省旁的偏院成立，任瑶阶带着祝苓、顾芮等主事整理成例档案，葛星桥则与户部左侍郎秦焕、工部右侍郎卢浚制定民生影响核算标准。萧燊亲自到场督查，强调：“辅助司不是摆设，每份附文都要签字画押，若出纰漏，与阁臣同罪。”
任瑶阶捧着刚整理好的《边政成例汇编》，逐条向萧燊汇报：“谢渊将军的‘就地采买’‘烽火台军屯’等案例已分类，标注适用季节与地域；蒙傲大将军近年的边防规划，也附在其后，方便阁臣参考。”萧燊翻阅着，见其中还夹着赵烈的西北防务奏报，赞许地点头。
葛星桥则遇到了难题，民生影响核算涉及赋税、徭役等多方面，各省情况不同，难以统一标准。萧燊建议：“以河南柳恒的‘分段育苗法’为参照，按‘灾区/平区/丰区’分类核算，灾区赋税减免需附具体灾情数据，平区按常额，丰区可适度储备，这样既公平又灵活。”
秦焕补充道：“臣已让户部主事按此分类制定核算表，地方奏报需填写粮产、人口、灾情等五项数据，辅助司只需代入公式，便能算出政令对百姓的影响，省时又准确。”卢浚也道：“工部的工程徭役核算，臣会附工匠工钱标准，避免地方借政令苛派劳役。”
流程定下后，辅助司很快进入正轨。第一份按新规拟写的河南赈灾拟诏送到东宫，萧燊核查时，见附文里有柳恒的灾情奏报、前朝赈灾成例、户部核算的减免税额，还有都察院右都御史梁昱的地方监察反馈，不禁笑道：“如此才算得上‘字字有依据，句句关民生’。”
新规推行第一周，内阁便遇到了棘手的案子——广东布政使韩瑾奏请“土司汉化劝学”，需从江南调派儒师，涉及民生、外交、财政多方面，陈文按“三附”要求拟诏后，辅助司却在民生影响核算上起了争议。
葛星桥认为：“江南儒师赴粤，需拨付安家银，这笔开支若从江南赋税中出，会加重当地负担。”秦焕则反驳：“广东土司安定后，岭南贡税会增加，长远来看利大于弊。”两人争执不下，只得将案子呈给萧燊裁决。
萧燊召来礼部右侍郎章明远——他刚从广东回来，熟悉当地情况。“殿下，韩瑾的‘劝学’之策极妙，此前土司子弟多不识字，易被奸人挑唆。”章明远递上土司使者的感谢信，“只是江南儒师愿赴粤者少，需提高安家银，这笔钱若从盐课结余中出，便不会加重百姓负担。”
萧燊立刻让人调取户部盐课账目，户部尚书周霖亲自前来汇报：“盐课改革后，结余已达八十万两，从中拨付五万两作为儒师安家银，完全可行。”他补充道，“臣已让户部右侍郎方泽从漕运粮船中调拨部分粮食随行，既保障儒师生活，又支援广东民生。”
最终，萧燊在票拟附文中批注：“安家银从盐课结余中列支，儒师随行粮食用漕运余粮补给”，并附上盐课账目与漕运调度方案。这份拟诏呈给萧桓时，他连赞三声：“考虑周全，既安土司，又不扰民生，这‘三附’真是立对了。”
一月后，各地对新规票拟的反馈陆续传回京城。浙江布政使秦仲在奏报中写道：“漕运新拟诏附顾彦贪腐查处实绩，百姓知晓税减缘由，缴粮踊跃，本月漕运量增一成。”河南柳恒也奏报：“赈灾拟诏附灾情核算数据，官吏无从克扣，灾民均得足额赈粮，流民归田者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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