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后世考证多认为其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或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之后，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之前，享年约五十五至六十五岁，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司马迁的故乡在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地处黄河龙门之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官至太史令，精通天文历法与诸子之学，曾着《论六家要旨》，梳理先秦百家思想。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迁徙天下富豪于茂陵，司马谈举家迁往长安，司马迁也随父亲进入京城求学。他先后师从大儒孔安国和董仲舒，这为他日后着作《史记》筑牢了根基。
司马迁曾游历了许多地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我二十岁时向南游历长江、淮河，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探访九疑山舜帝葬地，在沅水、湘水泛舟；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都城讲学，观赏孔子留下的教化风气，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礼；在鄱县、薛县、彭城一带遭遇困厄，再经梁国、楚国返回长安。
这段漫游长达数年，司马迁不仅领略了大好河山的风采，也凭吊了许多名人遗迹，更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这为他以后的创造积累了素材。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这是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礼仪。《史记》记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 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本应参与这一盛事，却被滞留周南，悲愤交加下一病不起。
此时司马迁恰好出使西南归来，在河洛之间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他喘着气，嘱托儿子继承家族的史官之职，接着又道出毕生心愿：“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 用白话说就是：“如今皇上承接千年正统，去泰山封禅，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运啊！我死后，如果你做了太史令，千万不要忘记我想撰写一部通史的心愿。”
司马谈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意思是“自从孔子作《春秋》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历史记载中断了。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有很多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我作为太史却没能记载他们的事迹，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很惶恐，你一定要记在心上！”
司马迁跪在床前，含泪叩首：“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正式继任太史令。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他与公孙卿、壶遂等人共同制定《太初历》，这部历法以正月为岁首，融入二十四节气，贴合农业生产，很快被推行。修订历法的经历，让他对天文、音律等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为《史记》相关篇章的写作积累了素材。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突然遭遇了无妄之灾。这一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命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配合。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善骑射，待兵宽厚，深得士兵爱戴。他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遭遇匈奴单于的八万大军，转战千里，杀伤匈奴兵万余人，最终因粮草断绝、援军未至，被迫投降。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大怒，满朝文武纷纷指责李陵不忠。司马迁与李陵虽无深交，却深知其为人，在汉武帝询问看法时，他坦诚地为李陵辩解。《汉书·司马迁传》记载了他的话：“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李陵侍奉父母孝顺，对待士兵诚信，常奋不顾身奔赴国家危难。从他平时的品行看，有国士之风。如今他遭遇不幸，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就趁机夸大他的过失，我实在为他痛心。况且他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牵制数万大军，杀死很多匈奴兵，他转战千里，箭射完了，没有进退之路，士兵们空着手冒死杀敌，即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但战功足以昭示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想必是想找机会报答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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