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深秋，紫禁城承乾宫里，顺治帝坐在董鄂妃的床前，握着她枯瘦的手，那只曾经能弹奏《广陵散》的手，如今连握紧他的力气都没有了。自从三个月前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夭折，她的身子就垮了，药石罔效，日渐衰弱。
董鄂妃进宫时，顺治才十七岁。这位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既没有孝惠皇后的显赫家世，也没有其他妃嫔的娇媚容颜，却凭着一身书卷气和骨子里的温柔，成了顺治生命里的光。《清史稿·后妃传》说她“性孝敬，知大体，帝甚宠之”，可只有顺治知道，她懂他。
那时的顺治，亲政不过两年，朝堂上满汉大臣互相倾轧，太后时时以“祖宗家法”约束他，连想推行“满汉一家”的政策，都被议政王大臣们怼得哑口无言。只有在董鄂妃这里，他才能卸下帝王的铠甲。他常把奏折拿到承乾宫，她不插嘴，只安静地研墨，等他烦躁时递上一杯清茶；他说想汉化改制，她就轻声讲汉人的典故，说“舜治天下，不以夷夏分”；甚至他想给她废后立为中宫，她哭着劝：“陛下若为臣妾废后，天下必谓臣妾惑主，万万不可。”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顺治欣喜若狂，竟颁诏“此乃朕第一子”，庆典规格堪比嫡子。可这孩子福薄，三个月就夭折了，被追封为“和硕荣亲王”。董鄂妃从此一蹶不振，白天强颜欢笑侍奉太后，夜里就对着空摇篮垂泪。顺治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只能一遍遍说“你还有朕”，可他知道，那道伤口，已经痛到了董鄂妃的骨髓。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还是走了。临终前，她拉着顺治的手，气若游丝：“陛下……以国事为重，勿为臣妾……过悲。” 顺治没说话，只是紧紧抱着她，直到她的身体彻底凉透。《清实录》记载，那天“上辍朝五日，追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可这些冰冷的文字，哪能装下他滔天的悲恸。
他做了许多出格的事：让亲王以下、四品以上官员都到景运门哭丧，哭得不像样的还要受罚；命人在景山建水陆道场，请来一百零八位僧人诵经四十九天；甚至亲手写了五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字里行间全是血泪，说“后崩，朕忽忽如有所失，天下人虽与朕为君，不及后视朕之亲也”。宫里的太监说，那段时间皇上常常半夜惊醒，坐在董鄂妃的灵前，对着遗物喃喃自语，像个失了魂的孩子。
董鄂妃的葬礼过后，顺治像变了个人。他把自己关在养心殿，不理朝政，头发也懒得梳，常常对着佛像发呆。有一天，他突然对近侍说：“朕想剃度出家，你们说好不好？” 吓得太监们赶紧去报太后。
其实，顺治对佛教的亲近已经有些年头。他亲政后就结识了憨璞性聪等僧人，常召他们进宫谈禅。董鄂妃也信佛，两人常一起读《金刚经》。如今爱妃已逝，尘世再无可恋，他便动了“跳出三界外”的念头。
最积极撺掇他出家的，是玉林通琇的弟子行森。这位僧人住在万善殿，顺治常找他“参话头”。行森说：“陛下尘缘已尽，不如披剃出家，早证菩提。” 顺治听得心驰神往，竟真的让行森为他剃了发，换上了僧衣。
消息传到太后耳朵里，这位历经三朝的女人气得浑身发抖，立刻召来玉林通琇——他是行森的师父，也是顺治敬重的高僧。玉林通琇进宫一看，皇上居然真的成了“和尚”，当即怒斥行森：“你若敢让天子披剃，我就烧死你！” 说着就命人架起柴堆，要当场烧死行森。
顺治见状，赶紧拦住，说：“师父莫怪，是朕自愿的，与他无关。” 玉林通琇跪下劝道：“陛下乃金轮王转世，当以佛法护佑万民，若遁入空门，谁来安天下？” 顺治沉默了——他可以不管江山，但不能不顾母亲，更不能让天下人说他因一女子弃国而去。最终，他答应蓄发还俗，但要求行森留在宫中，日日为他讲经。
可那颗想出家的心，哪是说收就能收的。他给江南的僧人木陈忞写信，说“朕于财宝、妻孥，视之如粪土”，还说“若非太后劝阻，朕早已披发山林了”。宫里的人发现，皇上的案头不再放奏折，而是堆满了佛经；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个法号“行痴”，常对人说“行痴和尚在此”，活脱脱一个失了魂的帝王。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顺治去悯忠寺（今法源寺）观看行森为董鄂妃做道场，回来后就发起了高烧，太医诊断是“天花”。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宫里顿时乱作一团，忙着撒痘疹神符，民间也禁止炒豆、点灯、泼水，祈求皇上平安。
顺治躺在病榻上，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召来王熙、麻勒吉两位大臣，口授遗诏。这份遗诏后来被称为“罪己诏”，历数自己亲政以来的十四条罪状：“重用汉官，以致满臣无心；糜费钱粮，修建宫殿；丧祭逾礼，过于哀痛端敬皇后……” 字字句句，都像在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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