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看着这一切，心里急得冒火。他知道南京虽然暂时安全，但清军已经在北方站稳脚跟，李自成的大顺军还在河南、陕西一带活动，弘光政权就像夹在两块石头之间的鸡蛋，随时可能碎掉。可他每次上奏请皇帝整顿军备、收复失地，弘光帝都含糊其辞，马士英更是阴阳怪气地说：“史大人，咱们现在最该做的是让陛下安心，至于打仗嘛，有江北四镇在，怕什么？”
其实马士英心里打得是另一笔算盘：只要把史可法这样的忠臣排挤出去，自己就能牢牢掌控朝政。于是他借着“督师江北”的名义，把史可法打发到了扬州。史可法临走前，望着南京城的方向，长叹一声：“江面千帆过，谁是济世人？”（《史忠正公集》）他这一去，竟成了与这座城市的永别。
江北四镇的将领们更是把“拥立新君”当成了发家致富的本钱。高杰在扬州城外纵兵抢掠，黄得功在庐州（今合肥）圈占土地，刘良佐和刘泽清则忙着走私贩盐，个个都成了土皇帝。有一次，高杰和黄得功因为抢地盘打了起来，史可法亲自跑去调解，差点被流箭射中。他苦口婆心地劝双方：“如今国难当头，你们都是大明的将领，怎么能自相残杀？”可这两位根本不听，照样我行我素。
更荒唐的是，弘光政权居然还搞出个“联虏平寇”的国策。意思是说，咱们可以联合清军，一起消灭李自成的大顺军。为了这个，弘光帝还派使团带着十万两白银、一千两黄金去北京“犒劳”清军，说什么“愿效前明旧例，合兵讨贼”（《清世祖实录》）。可他们忘了，清军早就把自己当成中原的新主人，哪会甘心做明朝的“盟友”？多尔衮直接把使团扣了下来，还派人传话：“要么自己投降，要么打到你投降，自己选。”
就在弘光政权醉生梦死的时候，清军已经悄悄南下。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攻破潼关，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向湖北撤退；次年正月，清军兵分三路，直指江南。消息传到南京，弘光帝正在宫里看戏，听完汇报居然满不在乎地说：“急什么？等看完这出《燕子笺》再说。”
马士英倒是慌了，可他不想着怎么组织抵抗，反而想出个馊主意：让阮大铖编了本《蝗蝻录》，把东林党人比作“蝗虫”，说清军南下都是东林党人招来的祸事，忙着在朝堂上搞大清洗。朝堂上下鸡飞狗跳，谁也没心思管前线的战事。
只有史可法在扬州苦苦支撑。他写信给南京求援，可马士英扣下奏章，还对大臣们说：“史可法有江北四镇，怕什么？咱们还是先对付东林党要紧。”甚至有官员说：“宁可亡于清，不可亡于东林。”（《明季南略》）
就这样，弘光政权在一片内斗和荒唐中，走向了注定的结局。这个只存在了一年的南明政权，就像一场仓促上演的闹剧，开场时锣鼓喧天，落幕时却只剩下满地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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