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一个清晨，大都（今北京）中书省衙门外，一群穿着圆领官袍的汉人官员正围着一份公文吵架。吵得最凶的是礼部尚书徐世隆和户部侍郎王恽，两人脸红脖子粗，差点动起手来。
"行省只管军政，祭祀大典怎能由行省决定？"徐世隆拍着桌子喊，手里的笏板（hù bǎn，古代大臣上朝时拿的手板，用于记事）都差点飞出去。
王恽冷笑一声："江南距大都千里，等奏请大汗批准，黄花菜都凉了！依我看，行省就该有便宜行事之权！"
这时，一个身穿质孙服（蒙古贵族穿的一种紧身长袍，有规定的颜色和款式）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正是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色目人，忽必烈的财政大臣）。他扫了一眼争吵的官员，用带着波斯口音的汉语说："吵什么？大汗早就说了，'立中书省以总庶务，立行中书省以统郡县'，该谁管的事，公文上写得清清楚楚。"
这场争吵，其实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一个缩影。这位从草原走来的大汗，正用一种近乎"拧巴"的方式，把蒙古帝国改造成一个适合统治农耕文明的王朝。
忽必烈刚继位时，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蒙古贵族只会抢地盘，不会管地盘，中原地区的税收被包税人（多为色目人）搞得一团糟，老百姓要么逃去山里当土匪，要么就等着饿死。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后为上都）称帝，第一件事就是找汉人谋士刘秉忠、张文谦等人开会。"你们说，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造反？"他啃着羊腿问。
刘秉忠放下茶杯，慢悠悠地说："陛下，蒙古的'札撒'（蒙古语，意为法律、法令）管草原可以，管中原不行。得学秦始皇设郡县，学唐太宗建三省六部，不然天下迟早要乱。"
忽必烈听得直点头。他虽然是蒙古人，但从小就喜欢听汉人讲历史，知道汉高祖刘邦要是光靠打打杀杀，根本坐不稳江山。于是，他下了道命令："从今天起，设中书省，管行政；设枢密院，管军队；设御史台，管监察。就按汉人的规矩来！"
可蒙古贵族不干了。有个叫别里哥的王爷跳出来骂："咱们蒙古人骑马打天下，凭什么学汉人的酸文假醋？那些文官拿着笔杆子，能比马刀管用？"
忽必烈眼睛一瞪："你懂个屁！当年成吉思汗打金国，要是不重用耶律楚材（契丹人，汉化程度极高，辅佐成吉思汗、窝阔台的重臣），能有那么多粮草？"别里哥被怼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就这样，元朝的中央机构搭起了架子：中书省相当于国务院，长官叫中书令（一般由皇太子兼任），下设左、右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管全国的行政；枢密院管军队，最高长官叫枢密使（也多由皇太子兼任）；御史台负责监督官员，长官叫御史大夫（从一品），号称"天子耳目"。
这套班子看起来和唐朝的三省六部很像，但有个蒙古特色：长官大多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汉人最多当个副职。比如中书省的平章政事，经常是蒙古人、色目人各占一半，汉人能混个参知政事（从二品）就谢天谢地了。
元朝的疆域实在太大了，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地中海，南抵南海，北达西伯利亚。这么大的地方，光靠中书省肯定管不过来。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在攻打襄阳时，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让中书省派几个人，到地方上临时办公，管管粮草、军队，打完仗就回来。"这就是"行中书省"的由来，说白了就是"中书省的临时办事处"。
可没想到，这临时机构用着用着就成了常设机构。因为地方上的事太复杂了，税收、诉讼、救灾，哪一样都得有人管。于是，忽必烈干脆把全国分成十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每个行省设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左、右丞各一员（正二品），相当于"地方版的中书省"。
行省的权力大得吓人，既有行政权，又有军权，还有司法权。有个叫张雄飞的汉人官员上奏："行省权力太大，万一造反怎么办？"忽必烈却不担心，因为他留了一手：行省的官员互不统属，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互相牵制；军队的调兵权还在中央的枢密院手里；最重要的是，行省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上交中央，想造反都没钱买粮草。
这种制度，后来被明朝、清朝继承，一直用到今天的"省"（虽然名称和职能有变化，但本质上是行省制的延续）。有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元朝的行省，就像给大帝国安上了轮子，既能跑起来，又不会散架。"
元朝最让人佩服的，除了行省制，就是驿站制度——蒙古人叫"站赤"（蒙古语，意为驿站）。
忽必烈刚上台，就下了道圣旨："自大都起，每隔五十里设一个站赤，给驿站配好马、好车、好酒菜，谁要是敢耽误公文传递，斩！"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中国野史大甩卖请大家收藏：(www.qbxsw.com)中国野史大甩卖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