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时，窗外正飘着细雨。灰蒙蒙的天色让这座欧洲古城显得更加沉郁，像是被时间浸透的老油画。我揉了揉太阳穴，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让脑袋发胀，但心里却异常清醒——这一趟，我们是为寻宝而来。
“嘿，吴克，发什么愣呢？”老张拍了拍我的肩膀，嗓门大得让旁边几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直皱眉。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格子衬衫，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活像个刚退伍的老兵——事实上，他也确实当过兵。
“小声点，这儿不是潘家园。”老邻居低声提醒，同时警惕地扫视了一圈机场大厅。他永远是这样，谨慎得近乎多疑，哪怕是在最普通的场合，也要先观察好所有出口才肯挪步。
我笑了笑，拎起行李：“走吧，先找地方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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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订的酒店在布鲁塞尔市中心，靠近着名的圣于贝尔长廊。那是一座19世纪的玻璃拱廊街，两侧是奢侈品店和巧克力铺子，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头顶的穹顶投下柔和的光线，像是走进了一座精致的古董珠宝盒。
“这地方挺阔气啊！”老张仰着头，差点撞上一个匆匆走过的西装男。
老邻居却皱了皱眉：“太显眼了，咱们这趟不是来旅游的。”
“放松点，”我拍了拍他的肩，“先踩踩点，明天再去萨布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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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们直奔**萨布隆古董市场（Place du Grand Sablon）。这里是布鲁塞尔最着名的古董集散地，周末时，广场上会摆满古董商的摊位，从文艺复兴油画到非洲木雕，应有尽有。
老张像条猎犬似的在摊位间穿梭，时不时拿起某件玩意儿端详，又摇摇头放下。老邻居则慢悠悠地踱步，目光锐利得像把刀，偶尔在某件瓷器前驻足，掏出放大镜仔细查看釉面。
我走到一家小店的橱窗前，目光被一只珐琅彩小瓶吸引住了。瓶身不过一掌高，釉色鲜亮，绘着精细的花鸟纹饰，底款是“乾隆年制”。
店主是个白发老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正低头擦拭一枚银币。我推门进去，门铃清脆地响了一声。
“Bonjour.”他头也不抬地说。
“您好，能看看这个瓶子吗？”我用英语问。
他这才抬眼，目光冷淡：“那是19世纪欧洲仿品，不卖。”
我笑了：“仿品？那您摆橱窗里干嘛？”
老头哼了一声，终于站起身，慢吞吞地取出瓶子递给我：“你们中国人，总以为欧洲人不懂中国古董。”
我没接话，接过瓶子，指腹轻轻摩挲瓶身。胎质细腻，釉面温润，彩绘的笔触流畅自然——这绝不是仿品。
老邻居不知何时已经站在我身后，低声用中文说：“看底足。”
我翻过瓶子，底足的修胎工艺确实是乾隆官窑的风格，但有一道极细微的磕碰痕迹，像是曾经被粗暴地塞进某个箱子里。
“多少钱？”我问。
老头眯起眼：“你真想要？”
“看价格合不合适。”
“一万欧元。”
老张在旁边倒吸一口凉气，差点骂出声。老邻居却不动声色，只是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这是我们的暗号，意思是“东西对，价太高”。
我放下瓶子，笑了笑：“谢谢，我们再逛逛。”
老头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傲慢的表情：“随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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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店门，老张忍不住了：“那老头摆明了宰人！”
“瓶子是真的，”老邻居低声说，“但来路可能有问题。”
我点点头：“如果是合法收藏，他不会这么紧张。”
正说着，一个柔和的女声从身后传来：“你们对那件珐琅彩感兴趣？”
我们回头，看见一个亚洲面孔的年轻女人，穿着简约的米色风衣，黑发利落地扎在脑后。她微微一笑，用流利的中文说：“我是夏琳，鲁汶大学艺术史系的。”
老邻居的眼神立刻警觉起来，但我伸出手：“吴克，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她握了握我的手，掌心干燥温暖：“那家店的老板名声不好，经常把真品说成仿品，等不懂行的游客低价买走，再高价转手。”
老张咧嘴一笑：“嘿，那不就是古玩街的老套路吗？”
夏琳也笑了：“没错，全球通用。”
她告诉我们，萨布隆市场的水很深，许多中国文物都是通过灰色渠道流入比利时的，有些甚至直接来自20世纪初的劫掠。
“如果你们真想找好东西，”她说，“可以去鲁汶大学的图书馆查查旧档案，那里有19世纪末欧洲拍卖行的记录。”
老邻居眯起眼：“你为什么帮我们？”
夏琳坦然道：“我在做流失文物的研究，如果能有人把它们带回去，是好事。”
她的眼神很干净，不像在撒谎。我点点头：“谢谢，我们会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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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们回到酒店。老张嚷嚷着要尝尝比利时啤酒，老邻居却坚持要先整理今天的线索。两人争了半天，最后我打圆场：“你们先去酒吧，我晚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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