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的目光从画上收回，他转过身，负手立于窗前，遥望东方。
“蝗灾……”吕不韦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难言的烦躁，
“天时于我，魏国之灾，正是我大秦东出之良机。”
按照大秦奉行百年的耕战之法，此乃不容错失的霸业之机。魏国国力因天灾而损，民心惶惶，函谷关外河东郡旁的河内之地，仿佛已是囊中之物。
然而，一封封以“义纸”为载体的急报，正源源不断地从白渠工地送抵案头，与之相悖。
“报相邦，郑工上书，白渠工地已收容魏境流民逾三千户，粮秣告急，然民心归附。”
“报相邦，李斯所倡‘以工代赈’之法颇见成效，魏民多感秦恩，言我大秦有王者之风。”
“报相邦，‘义纸’传抄六国，天下商旅皆言，秦行王道，有别于昔日虎狼之名。”
每一封文书，都像一道无形的桎梏，束缚着吕不韦那颗为大秦开疆拓土而跳动的雄心。
是他，亲手将李斯与其《义兵篇》推上朝堂，使其论述成为秦国新的国策方向。也是他，力主推行“义纸”，将大秦“伐罪救民”的新声名传遍天下。可如今，他亲手立起的这面“义”之大旗，竟让他作茧自缚，进退维谷。
伐，还是不伐？
若趁人之危，挥师伐魏，则伪善之名必加于秦身，天下非议蜂起，此前苦心营造的“义”之名将毁于一旦。李斯的煌煌之论，将沦为笑柄；而他吕不韦，亦难逃“名为相邦，实为巨贾，言行不一”的攻讦。
若不伐，则坐视良机流逝，待魏国喘息恢复，他这个相邦，将如何向秦王交待？又如何向朝中那些渴望军功、枕戈待旦的宿将们交待？
“义……好一个‘义’字！”吕不韦烦躁地一拳砸在案几上，
“投鼠忌器！这‘义’字，竟成了我大秦的‘器’，而那魏国，反倒成了‘鼠’！”
“相邦息怒。”
一个清朗沉静的声音从旁传来。甘罗一直静立侍奉，此刻才上前一步，从容一揖：“相邦，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因李斯之论而起，症结亦在其论中。何不召他前来，听听他有何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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