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臣服后，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割让了十三个城池给秦国，秦军顺利接收了中牟等城邑。蒙骜大军则奉命屯驻于韩魏边境。
此时，远在新郑的李斯一面督办韩国所割城池的交割事宜，确保秦国顺利接管，一面则深思此番出使之全局，以及对列国未来格局之影响。
棘原一役，魏将廉颇虽最终退兵，然其一度挫败秦军偏师，更重要的是，魏国出兵助韩抗秦之举，已然触碰了秦国的战略底线。若对此不加以明确回应与惩戒，恐未来秦国再行征伐，其余山东诸国亦会视魏国为先例，纷纷干涉，平添变数。
思虑既定，李斯遂修书一封给相邦吕不韦，将此番伐韩总结与后续方略详尽阐述，尤其点明了对魏国需采取的策略。他于信中写道：
“韩国既已纳土称臣，然魏国无故兴兵，干涉秦韩邦交，助韩顽抗，致我王师有所伤损，此例断不可开。
斯以为，当此之际，蒙骜将军大军尚在韩境之东，可相机行事，明正典刑，问罪于魏。或取其河外一二城邑，以为薄惩，使其知晓干预秦国大政之后果。
如此，非但能进一步削弱三晋实力，更可借此离间韩魏，使两国心生芥蒂，日后难以同心协力，共抗王化。此举既能显大秦天威，亦可为后续经略山东扫清障碍。”此信写毕，李斯即遣心腹快马加鞭，星夜送往咸阳相邦府。
咸阳，相邦府中。吕不韦虽然近期神态萎靡，但是还是第一时间展阅李斯自新郑送抵的加急密信，细读之下，尤其看到“问罪于魏，离间韩魏”之策，不禁抚掌赞道：
“李斯此子，虽身处新郑，然其谋已达庙堂之上，深合老夫之意！”
他当即对甘罗道：“李斯所言极是。韩国之事方了，魏国之举不得不察。若不敲打，他国必将效仿。”
数日后，蒙骜接相邦命令，遂以“魏国无故出兵，干涉秦韩邦交，助韩顽抗天兵，致秦军将士伤亡”为由，突然挥师东进，猛攻魏国河外之地。
魏王得知秦军入侵，又惊又怒。朝堂之上，龙阳君率先发难：
“大王！此祸皆因信陵君与那廉颇当初执意为韩国张目，强出风头所致！如今韩国倒好，割地献城，一走了之，独留我大魏替其承受秦人雷霆之怒！”
群臣亦纷纷附和，痛斥韩国背信弃义。魏王圉本就因廉颇不告而别、信陵君闭门不出而心怀不满，此刻更是怒火中烧：
“韩国寡义，信陵君糊涂！传令下去，命大梁守军严防死守，同时遣使赴秦，探其虚实，若秦人只是想寻些补偿，割一二小邑与他也无妨，只求速息兵戈！”他心中对韩国的怨恨，已然超过了对秦国的恐惧。
韩非独自枯坐府内，窗外是新郑城压抑的死寂。
他想起了老师荀卿的教诲，想起了李斯的锐意进取，更想起了自己呕心沥血的《韩非子》的初稿。强国之策，帝王之术，尽在其中，然韩王昏聩，群臣弄权，终究是明珠暗投，付诸东流！
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愤与孤寂涌上心头。他铺开竹简，蘸饱浓墨，笔走龙蛇，竹简上迅速出现一行行饱含血泪的文字：《孤愤》。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主雍蔽，智术之士不得用，私曲之臣得事君，是以国举而敌不侵，地广而主不尊。”
每一字落下，都像是在他心上重重划过一刀。眼前浮现出那个以雷霆之势压制韩国君臣的“李斯”，那份果决，那份智术，曾几何时，亦是他韩非所追求的境界！然而，如今观之，此“李斯”虽行“能法之事”，却透着一股令人心寒的陌生？
难道这便是所谓“智术之士”的末路，是融入强权，还是被强权吞噬？一种更深的悲凉与孤独感攫住了他，这世间，竟连一个可堪参照的同道都如此面目全非！
他手腕颤抖，笔锋却愈发凌厉：“……故智能之士，不逢其主，则不得施其计。贤不肖并用，国必乱，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不可两存之仇！”韩非几乎是咬着牙写下这句。韩国朝堂之上，那些尸位素餐、阿谀奉承、排挤贤能的小人，他们的嘴脸与《孤愤》中所描绘的“私曲之臣”、“当途之人”何其相似！而他自己，空怀“智术”，身负“能法”，却落得个“不逢其主”的下场！满腔救国强兵的良策，最终只能在这幽暗的斗室之中，化为竹简上无声的悲鸣！
这《孤愤》的每一字，都是他对这昏暗世道的泣血控诉。他深知，这区区数千言，或许唤不醒沉醉的君王，也撼动不了腐朽的朝堂，但这已是他，一个被时代遗弃的“智术之士”、“能法之士”，所能发出的最决绝、也最悲怆的呐喊与坚守！
当《孤愤》的最后一个字落下，韩非猛地掷笔于案！他伏案喘息，双肩因极度的悲愤而微微颤抖，眼中似有水光，却强自忍住。这世道，这君王，何曾给他流泪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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