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部民焦虑的，是 “量天尺害生计” 的流言 —— 巴图道：“要是尺子吸了草场精气，草不长了，咱们的马吃什么？冬天马饿死了，咱们靠什么活？” 老牧民帖木格（与博尔济弟弟同名）更激动：“我家有三十匹小马，要是被这尺子害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部民们纷纷附和，甚至有人提议 “把尺子扔到河里，让水冲走邪气”，现场恐慌情绪逐渐失控。
误解从器物延伸到 “李衡团队的动机”—— 兀良哈道：“汉官为啥非要用这尺子量？咱们用木尺估估就行，是不是想借着量草场，偷偷算咱们有多少马，然后抢走？” 这种质疑，与此前 “量牧限地 = 夺牧” 的旧疑虑叠加，让部民更难信任。李衡发现，若不同时澄清 “量尺目的” 与 “器物本质”，误解只会越积越深。
面对误解，弘吉剌部内部出现 “两派”—— 以豁阿萨满、老牧民为代表的 “反对派”，坚持 “拒用量天尺，赶走汉官”；以博尔济长老、年轻吏员为代表的 “观望派”，虽相信李衡，但 “不敢违逆萨满与多数部民”。博尔济对李衡道：“萨满在部落威望高，部民信她胜过信我，大人得先让萨满信你，才能让部民信。” 这种内部分化，让李衡的拆解说理需 “先破萨满的巫术论，再解部民的生计忧”。
李衡深知 “硬辩无用”，需按 “先尊习俗、再找实证、后做演示” 的思路筹备 —— 先通过博尔济了解弘吉剌部的 “器物认知习俗”（如萨满如何判定 “邪器”、部民信任哪些实证），再准备 “三层实证”（草原熟悉的类比物、主帐试点的成果、现场可操作的演示），最后适配草原语言与比喻，确保拆解说理 “听得懂、看得见、信得过”，贴合元代 “边疆沟通需‘入乡随俗’” 的实务传统。
李衡让博尔济详细讲解 “弘吉剌部判定器物正邪的标准”—— 萨满会 “观材质（是否为草原常见）、闻气味（是否有异味）、看反应（接触后是否有异常）”；部民则信 “长老证言、身边案例、实际效果”。博尔济道：“要让萨满认大量天尺，得让她亲自‘验’，比如她觉得尺子凉是邪性，你可以说‘铜在草原少见，但冬天的铁壶也凉，却能装奶茶，不是邪器’。” 这番话，为李衡提供了 “用草原熟悉物类比” 的思路。
李衡从团队物资与部落中找 “三类类比物”：一是 “草原铜器”（博尔济家的铜酒壶，与量天尺同材质），说明 “铜只是材质，不是邪物”；二是 “草原木尺”（部落吏员用的桑木尺），对比 “量天尺只是刻度更细，用途一样，都是量东西”；三是 “汉地实用器物”（团队带的铁制马镫，部民常用），道：“这马镫也是汉地造的铁器，你们天天用，也没见害马，量天尺跟它一样，只是用途不同。” 这些类比物均为部民熟悉，避免 “用汉地概念解释汉地器物” 的循环。
李衡让王全整理 “弘吉剌部主帐试点的三类实证”：一是 “草场对比图”（手绘，左侧是未量牧的枯草场，右侧是量牧后的丰美草场）；二是 “马群数量册”（记录主帐部民帖木格家 “量牧前马死五匹，量牧后马增三匹”）；三是 “部民证言”（请主帐来的吏员现场讲述 “用量天尺后，冬天马没饿死”）。这些实证均 “贴近部民生计”，比抽象的道理更有说服力。
李衡设计 “三步演示法”：第一步 “萨满验器”（让豁阿萨满用她的方式检查量天尺，如闻气味、摸材质、看是否有异常反应）；第二步 “小物测量”（先用量天尺量部落熟悉的小物体，如老榆树的直径、马的身高，证明 “只量尺寸，不吸精气”）；第三步 “草场实测”（用量天尺量一小块草场，计算 “能养多少马”，与部民经验估算对比，证明 “尺子更准，不害草场”）。每一步都让部民参与，避免 “汉官单方面演示”。
李衡让草原通事帖木格（团队成员）将 “量天尺的原理” 转化为 “草原语言”—— 不说 “精密刻度”，说 “像咱们数马群，一匹一匹数清，尺子是一尺一尺量准”；不说 “中央标准”，说 “大朝的尺子跟咱们的木尺一样，只是算草够不够马吃更准，不让马饿死”；不说 “巫术无稽”，说 “长生天保佑草原，也保佑能让马吃饱的东西，尺子就是帮马吃饱的”。这种适配，让部民更容易理解。
李衡在南坡牧场的 “老榆树下” 组织沟通 —— 先按弘吉剌部习俗，请豁阿萨满 “验器”，再用类比物破 “邪器论”，最后通过现场演示解 “生计忧”，每一步都 “慢节奏、重互动”，让部民从 “被动听” 变为 “主动看、亲手试”，逐步消除误解，体现元代 “汉官与草原部落沟通需‘以礼为先，以实证为据’” 的治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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