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九年恩科殿试之后，新科进士的授官任命，再次在京师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首先，便是那一甲第三名，探花瞿昌文的任命。
瞿昌文此人，在后世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是查无此人，名不见经传。其家世背景，却也算得上是显赫——他的祖父，便是那位在南明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东林党中少有的实干派、最终为国殉节的民族英雄，瞿式耜！
瞿昌文虽然出身东林世家，但他自幼受其祖父教诲，所学所思，皆以“经世致用”、“忠君护国”为本，与那些只知空谈心性、结党营私的传统东林党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此次参加科举，在童试、乡试之中，表现也只能算是中上，并非顶尖。然则，在最终的殿试问对之中，他所提出的那番关于“实心行实政”的见解，以及对大明官僚体系积弊的深刻剖析，却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也正因如此，崇祯皇帝力排众议，不仅亲笔将其点为“探花”，更直接授予了他一个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极其重要的职位——通政司正八品经历！此职，专掌内外奏疏之收发、勘验、以及部分机要文书的调度与用印！可以说是天子与朝臣之间沟通的重要枢纽之一！
皇帝此举，其政治用意，不言而喻！他就是要借此向天下人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朕用人，不看其出身派系，只看其才干与忠诚！只要是真心为国、忠君务实的有才之士，即便你出身东林，朕……亦可破格重用！他要借重瞿昌文这等“东林忠臣之后”的标杆，来激励和感召那些尚存几分忠义之心的复社、东林子弟，让他们放下成见，参与到朝廷的改革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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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次丙戌科殿试之后，所有新科进士的任命格局，更是打破了数百年来的传统，充分体现了崇祯皇帝（朱铭）那“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思路。
一甲前三名，皆是破格空前：状元夏完淳，以十七岁之龄，直接入值文渊阁，充任“中书舍人”，参与机要，为天子近臣；榜眼黄渊耀，则被直接外放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手持钦差节杖，巡查地方，整肃吏治；探花瞿昌文，亦被安排在通政司这等中枢要害部门，留京任职。
而其余二甲、三甲的贡士们，也大多被迅速安排了实职。其中，一甲和二甲的贡士，基本都留在了京内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核心衙门，担任主事、给事中、评事等中层官职；三甲及余者，则大多被派往了京畿周边的重要州府，出任知县、县丞、主簿等地方实官。
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此次录取的近三百名文科进士，竟无一人被派往江南及其他偏远省份！皇帝的意图很明显，他要将这些他亲自选拔出来的“天子门生”，尽数留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留在京师及京畿这片他能绝对掌控的区域之内，作为他推行新政、重塑朝纲的“嫡系部队”！
至于那些武科中榜的武生们，则更无一人外放。他们将全部留在新设立的“顺天府皇家武学院”之中，接受为期至少一年以上的、系统的文化与军事理论进修。
崇祯皇帝几乎是完全绕开了吏部和兵部那些繁文缛节的选官、授职成规，直接通过内阁下达旨意，在短短数日之内，便将所有新科进士的任命，全部安排妥当！这等效率，这等乾纲独断，让整个朝堂再次为之哗然！但却……再也无一臣子，敢于出言劝谏或反对！皇权，在这一刻，已是空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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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崇祯皇帝为自己成功简拔了一批可堪大用的“新锐”而略感欣慰之时，一份来自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关于京师官员人数的最新统计奏疏，却再次让他勃然大怒！
根据倪元璐连夜梳理户籍黄册、并会同吏部、兵部、宗人府等衙门核查之后得出的数据显示：
崇祯十年，在册的京官数量，约为九万六千余人。
而时至今日，崇祯十九年，在经历了数次清洗和裁汰之后，这个数字，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暴增至了惊人的十二万三千六百余人！
整个京师及周边地区，刨去军户和流民，常住的百姓人口，尚不足两百万！竟要供养着近十三万的官僚及其家眷！这个比例，早已严重失衡！其对国家财政造成的沉重负担，简直是触目惊心！
崇祯皇帝看着那份长长的、其中十之七八都是他闻所未闻的“无名之辈”的冗官名单，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他猛地将那份名册狠狠摔在地上，对着底下那些同样被这个数字惊呆了的臣子们，怒吼道：“尸位素餐！皆是尸位素餐之徒！国朝养着你们这群蠹虫，所为何用？！！”
他当即便下达了更为酷烈的旨意：“传朕旨意！命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法司，会同东厂、西厂，即刻起，对这份名单上的所有冗官，进行彻查！”
“再传旨内厂提督方正化！命其立刻清查内廷二十四衙门！所有多余之太监、宫女、内侍，一并给朕……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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