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大势已去，杨震霖强压住心中悲愤之情，和陈从进谈条件，渤海军可以归降，但降军不能被改编为旗卫，也不能被调去围攻中京城。
杨震霖是有条件的投降，但这些条件，却不被陈从进所接受，其言：“战则战，降则降，今渤海势穷，若再迁延，全军覆灭，只在眼前。”
条件一直谈不拢，是夜，在被俘太子玮瑎的书信相召下，渤海军北司左卫，奔逃出营，五千余众络绎不绝的向陈从进归降。
这么多人出营，竟无人向杨震霖汇报，还是杨震霖自己察觉到有动静，派出护卫去探查才知晓。
可等杨震霖召集诸将，试图镇压叛降者，诸将皆沉默不语。
杨震霖心灰意冷，挥退众将后，随即亲笔写下一封遗奏，派心腹奔往中京。
奏疏中言：“今大军溃败，国事已不可为，太子玮瑎身为国之储君，临阵却弃众奔逃，旋为敌擒，以至军心大乱。
士无战心，诸将却皆怀降意，北司左卫五千余人，竟得太子书召，私自奔降敌营，及臣察觉，召集诸将欲图镇压，彼辈皆默然不应。
臣忝为左相，受国重恩，本当率师死战，以保社稷，奈何太子失德，诸将离心，臣，上不能卫护太子，下不能安抚军心，致渤海精锐尽丧，国祚濒危。罪无可赦，唯有一死以全臣节。”
在送出信使后，杨震霖于大帐中自缢而亡。
人性是复杂的，有人因为富贵而降，有人因性命而降，但同样，也有人会为了志向，为了君王，为了天下，甚至是为了报知遇之恩，而宁死不降。
杨震霖能当上渤海国之左相，他不是一个蠢人，对他而言，心中的希望破灭了，活着比死了，更加痛苦。
中和五年，正月十二日，渤海军大部，不战而降。
消息如同飞鸟般向四周传出，渤海举国震动。
大玄锡前脚收到杨震霖的绝笔信，人还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后脚就传来大军全部归降的消息。
在惊惧之下，大玄锡突染恶疾，以至口不能言。
在危局时刻，右相，内相及渤海朝堂商议，紧急立四王子玮荣为监国，统揽大局。
玮荣一上位，第一道奏疏，便是将大军失败的缘故，归咎于太子玮瑎贪生怕死，私自弃军逃窜，以至被俘，又将杨震霖塑造成忠臣良将的形象，以此来形成强烈的对比。
玮荣往自己哥哥身上泼了一大盆脏水后，才将注意力投入在即将到来的幽州军身上。
玮荣一日之内，下诏百余道，全是诏令各地州军，卫军入中京勤王的诏书，为了增加数量，甚至把诏书都发到了黑水靺鞨部去了。
正月十四日，陈从进携降军，进逼瑕州，瑕州不战而降。
陈从进遣杨建再次充任使者，奔赴中京。
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中上上之选，陈从进这次是真的高兴，在战场上击败敌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可用大势，逼迫敌军不战而降，却比单纯的胜败，更加值得庆祝。
用兵之玄，其妙无比啊。
这次杨建携大胜而来，渤海国上下，人人皆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杨建，既有恐惧，又有憎恨。
杨建一抵达中京，便先给渤海国吃了颗定心丸，表示此番出兵，只为了征讨不臣。
渤海僭越称帝，自称圣人，自立年号，此乃大不敬之罪，征讨渤海，非为覆没其国，乃拨乱反正之举。
监国玮荣十分开心，以为陈从进是真的这么想的，于是连忙对使者表示，从今以后，渤海国皆用大唐之年号，对内罢称陛下，圣人等僭越之名号。
杨建很满意，又提了好几个要求，比如，需要在渤海朝堂上，设立一个监察使，以防止渤海再出现违制行为。
同时，为了更正渤海国的错误，先前的降军进行全部整编，像什么南司，北司，左右神策军等，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陈从进为渤海新设的旗卫。
陈从进以八个颜色，设立十六旗卫，以最先投降自己的六卫，为上旗。
当然，这么整编和后来的八旗还是有区别的，只是形似神不似，没有什么包衣制度，也没什么旗饷之类的。
这只是陈从进为了改变渤海军制而做出的决定，目的是打散原有的军将关系网。
同时，陈从进要求在渤海国中京驻军，当然，渤海王人在哪，驻军就在哪，毕竟渤海国是五京制，这个空子得提前堵住。
城下之盟，这些条件虽然不太舒服，但是玮荣却是心头松了一口气，不怕条件苛刻，苛刻说明陈从进真的没想覆灭渤海社稷。
因此，这些条件，玮荣全部答应，一点折扣都没有打，坚决执行。
谈完这些后，杨建才提出对陈从进而言至关重要的条件，也就是以渤海国的钱粮，用以补充幽州的征战需求。
纯靠种田，实在是太慢了，种田两年半，大规模出征半年，就把存的钱粮花了一大半，这还得算上从河东勒索了点钱粮，不然的话，花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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