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17日，湖北襄樊市樊东区的冬日黄昏，寒风卷着沙尘掠过轧钢厂斑驳的围墙。
工商银行轧钢厂储蓄所内，三具尸体倒在血泊中，一支编号的54式警枪遗落现场，地面泼洒的白酒与白醋混着血腥味，刺鼻得让人作呕——这是襄樊解放以来最嚣张的银行抢劫杀人案，而凶手，竟是手握警枪的内部经警。
下午5时10分，襄樊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值班电话突然爆发出撕裂般的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
值班侦查员指尖刚触到听筒，就被对面急促到失真的声音砸得心头一沉：“清河口派出所！樊东分局！轧钢厂储蓄所被抢了！持枪杀人！两死一伤一昏迷，快来人！”
“持枪抢劫银行？”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侦查员瞬间起身。
他不敢耽搁，转身就往刑警大队政委饶冈义的办公室冲：“饶政委！出大事了！轧钢厂储蓄所发生持枪杀人劫案！”
饶冈义刚听完汇报，脸色瞬间铁青。他一把抓起挂在墙上的警服，一边往身上套一边嘶吼：“全体值班人员紧急集合！带齐勘查设备、枪支弹药，三分钟后楼下出发！”
同时，他抄起电话，火速向市局、省厅逐级上报——这等恶性案件，容不得半分迟疑。
二十余名侦查员如离弦之箭般冲向警车，警灯闪烁，警笛长鸣，三辆警车劈开暮色，朝着城郊的轧钢厂疾驰而去。
彼时，樊东分局的技术人员、市局局长刘臻等领导也正往现场赶，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侦破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血色储蓄所：警枪留下的致命痕迹
储蓄所孤零零地立在轧钢厂门口右侧，是一间朝东向西的平房，地处偏僻却紧邻襄沙公路，交通便利得有些扎眼——
后来警方才知道，这正是凶手精心挑选的作案条件。
一道厚重的钢制栅栏和防盗玻璃门将营业区与办公区隔开，外侧是供顾客存取款的柜台，内侧则是银行员工的工作区域，此刻，这里已成了人间炼狱。
警戒线拉起时，围观群众的议论声被寒风搅得支离破碎。
侦查员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踏入储蓄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夹杂着白酒、白醋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让人胃里翻江倒海。
营业区左侧的墙根下，经警崔虎的尸体直挺挺地躺着，深蓝色的经警制服被鲜血浸透，额前一个直径约0.8厘米的弹孔狰狞可怖，鲜血混合着脑浆凝固在衣领上，后脑的出口伤更大，暗红色的血渍在水泥地上拖出半尺长的痕迹。
法医蹲下身，指尖轻轻触碰尸体：“头部两处贯通伤，51式7.62毫米手枪弹，子弹从额前射入、后脑穿出，当场死亡。”
右侧墙根，一圈白色粉笔勾勒出的人形轮廓格外刺眼。
据最早赶到的民警回忆，这里原本躺着押运员吴向阳，同样是头部中弹，万幸的是被发现时还有微弱的呼吸，“当时他喉咙里还在冒泡，我们用警车一路闯红灯送进医院，能不能活下来全看造化”。
穿过被撬开的栅栏门，办公区内的景象更让人窒息。两张相邻的办公桌旁，储蓄员武勇和蔡敬芳倒在地上，武勇的脸朝下趴在账本上，后脑勺有一个明显的圆形钝伤，鲜血浸透了账本上的数字，警服后背的弹孔处，血渍已经发黑；
蔡敬芳侧躺着，太阳穴同样有钝器击打的凹陷，胸口的毛衣被血染红大片，额前的弹孔还在往外渗着血珠。
“两人都是先被钝器击晕，再遭枪击灭口。”法医一边提取痕迹一边分析，“钝器痕迹呈圆形，直径约5厘米，像是健身球之类的东西。”
技术人员在现场仔细勘查，共收集到5枚51式7.62毫米手枪弹壳和3枚弹头。
当弹壳被送到市局技术室时，档案员翻阅记录的手指突然顿住：“这枪是咱们登记在册的！配发给工商银行中心支行保卫科的54式手枪，编号！”
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震——警枪作案，意味着凶手极可能是内部人员，或是能接触到警枪的人。
更让警方警惕的是，现场地面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脚印，一种是“回力”牌球鞋印，另一种是黑色皮鞋印，但地面被人泼了大量白酒和白醋，酒瓶碎片散落一地，原本能指引警犬追踪的嗅源被彻底破坏。“凶手有反侦查意识，而且很可能懂行。”饶冈义蹲在地上，看着被酒水浸透的脚印，眉头拧成了疙瘩。
银行清点后确认，当天的营业款.6元被盗，还有大量存单和5枚储蓄所印章丢失。
消息传开，襄樊市民陷入恐慌：“连银行都敢抢，还敢用警枪杀人，这凶手也太嚣张了！”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当晚就成立了以刘臻局长为总指挥的“12.17特大银行抢劫杀人案破案指挥部”，三条指令迅速下达：
1. 组建五个走访小组，地毯式排查受害者亲友、现场周边群众、过往行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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