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的宝鸡，渭河滩的风裹挟着麦收后的燥热，卷过城市的角角落落。
6月9日深夜，一声凄厉的哭嚎划破了清姜派出所的宁静——中年妇女张君梅跌跌撞撞地冲进值班室，头发散乱，裤脚沾满尘土，手里攥着一部屏幕碎裂的手机，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警察同志，救救我丈夫……他失踪六天了，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要两百万赎金啊！”
值班民警迅速将张君梅扶到椅子上，递过一杯热水。
灯光下，张君梅的脸惨白如纸，她哽咽着说，丈夫张洪权是做工程的，42岁，人脉广，家底厚，但也因此结下不少恩怨。
6月3日那天早上，张洪权说要去见个“重要的人”，临走前还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晚上带她去吃新开的羊肉泡馍。可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起初，张君梅以为丈夫只是应酬晚了，直到第二天中午，张洪权的电话依旧无法接通，她才慌了神。
她翻遍了丈夫的通讯录，问遍了所有生意伙伴，得到的都是“没见过”“没联系”的答复。
她甚至偷偷报过一次警，可当时没有勒索电话，没有失踪证据，警方只能按人口失踪备案。
六天里，张君梅瘦了整整一圈，眼睛熬得通红，她无数次在深夜惊醒，总觉得丈夫是被人绑架了，可绑匪迟迟不露面，也不要赎金，这反常的安静，比任何威胁都让人窒息。
直到6月9日晚上七点，一个陌生号码打进她的手机，电话那头的声音经过变声处理，粗哑刺耳：
“张洪权在我们手上，准备两百万现金，三天内送到指定地点，敢报警，就等着收尸！”
张君梅浑身发软，她颤抖着问：“我要听我丈夫的声音，我要确认他还活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一阵冰冷的嗤笑：“你没资格谈条件。”
“嘟——嘟——嘟——”
忙音响起的瞬间，张君梅再也忍不住，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这一次，她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跑到了派出所。
警方高度重视这起案件，连夜成立专案组。可初步调查的结果，却让所有民警眉头紧锁。
那个勒索电话的归属地显示是广东惠州，可号码并未实名登记，就像一个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幽灵。
更蹊跷的是，绑匪为何不在绑架当天索要赎金，反而要等六天？
“这不符合常理。”专案组组长李建国捏着下巴，眼神锐利，“要么是绑匪一开始没想好赎金数额，要么……张洪权在失踪的第一天，就已经遇害了。”
这句话像一块冰，砸在张君梅的心上。她死死咬住嘴唇，眼泪汹涌而出。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排查张洪权的社会关系时，6月10日中午，那个变声电话再次打了进来。
这一次，绑匪的语气更加不耐烦：“钱筹得怎么样了？别耍花样！我们已经把张洪权转移到甘肃了，再磨蹭，你们就等着收骨灰吧！”
张君梅依旧坚持要听丈夫的声音，可电话那头还是只有冰冷的威胁。
挂断电话后，李建国立刻召集队员开会：“绑匪说把人转移到甘肃了，这大概率是烟雾弹。
张洪权身高一米八五，体重两百多斤，体型健硕，要把他从宝鸡悄无声息地运到甘肃，难度太大。
我判断，人肯定还在宝鸡附近，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
专案组调整侦查方向，不再执着于广东的号码，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张洪权失踪当晚的通话记录。
技术人员连夜恢复了张洪权的通话数据，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号码在张洪权失踪前几个小时，曾与他有过三次通话，而且这个号码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张洪权的通话记录里——早在三月份，就有过频繁的联系。
更关键的是，通过基站定位，警方发现这个北京号码在张洪权失踪前后，一直徘徊在宝鸡市区，从未离开过。
可当警方试图回拨时，号码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这个号码的主人，绝对有问题。”李建国的手指重重地敲在桌面上，“查！就算是大海捞针，也要把这个人挖出来！”
技术人员顺着号码的通话轨迹追查，发现这个北京号码曾与一个宝鸡本地号码有过数十次通话。
而这个本地号码的主人，是一家摩托车维修厂的老板，名叫王强。
警方立刻找到王强。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强起初支支吾吾，直到民警拿出通话记录，他才吞吞吐吐地说了实话：
“那个用北京号码的人，是个女的，二十出头，长得挺漂亮。
三月份的时候，她来我这儿租了一辆摩托车，后来摩托车坏了，又来找我修。
她还跟我打听，清江东路那边的小区好不好租房子……”
清江东路！
这四个字像一道光，照亮了专案组的侦查方向。警方立刻抽调警力，对清江东路的所有小区进行拉网式排查。
两天后，民警在一个老旧小区的三楼，发现了一间可疑的出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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