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接过钢片，没有立即说话。他从抽屉里取出老花镜戴上，又拿起一个放大镜，对着钢片反复查看了近十分钟。办公室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这块钢片……”戴海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一种久远回忆被唤醒的感慨，“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常用的‘316L’医用不锈钢骨板。主要用于治疗股骨头坏死和严重骨折。”
他站起身，从书柜顶层抽出一本蒙尘的医学图册，快速翻到某一页：“看，就是这个型号。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材料逐渐被钛合金和锰钢取代，现在临床上已经很少见了。”
苏相谋身体前倾：“戴主任，您能从这块钢片上看出更多信息吗？比如手术时间、患者年龄？”
戴海再次仔细观察钢片，特别是它与骨骼接触的那一面：
“从钢片与骨骼的贴合程度看，手术做得非常精细——要知道，人体骨骼表面是不规则的，要把一块直板完全贴合在弯曲的骨面上，需要医生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当时在南宁，能做这种级别手术的医生，不会超过十个。”
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从钢片的磨损程度和表面氧化状态判断，它植入体内应该有十多年了。
如果手术时患者年龄较小——比如儿童或青少年——那么经过这么多年，钢片周围的骨骼发育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冯宁之前的另一个发现。他几乎是跑着回到刑侦大队实验室，重新取出那对从现场带回的胫骨。
在精密测量仪器下，一个曾被忽略的细节浮现出来：装有钢片的那段胫骨，比另一段胫骨短了整整4厘米。
“不是焚烧造成的收缩。”冯宁激动地向专案组解释，“骨骼在高温下会收缩，但收缩是均匀的。
4厘米的差距太大了，这只能是生长差异——死者童年时腿部骨折，植入钢片后，受伤的胫骨生长速度受限，导致成年后两腿长度不一。”
他停顿了一下，说出那个关键的推论：“死者生前，很可能是个瘸子。”
“瘸子”这两个字，在专案组成员心中激起涟漪。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死者的体貌特征就从“完全未知”变成了“腿部残疾、曾于十多年前接受骨科手术”。
新的寻人启事被迅速拟定，这次增加了关键信息：“男性，35-45岁，身高约1.65-1.75米，右腿或左腿有残疾，走路跛行，曾于1990年代接受过腿部骨科手术。”
启事通过电视、报纸、社区公告栏广泛传播，悬赏金额提高到五万元。
等待的日子格外漫长。专案组办公室的烟灰缸每天都被填满又倒空，电话铃声每响起一次，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齐刷刷地投向接电话的人。
直到第七天下午，一个中年男人犹豫着走进了青秀分局接待室。
“我……我想提供个线索。”男人搓着手，显得有些紧张，“我有个朋友，叫李云龙，重庆来的，在南宁打工好几年了。他一个多月前突然不见了，怎么都联系不上。”
接待民警立刻警觉起来：“他有什么特征吗？”
“四十来岁，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吧。”男人回忆着，“对了，他腿有点跛，说是小时候摔伤过，做过手术。十一月底那会儿，他说要去青秀区见个朋友，之后就没消息了。”
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专案组迅速行动，一组人立即赶赴重庆云阳县李云龙老家调查，另一组人开始在南宁排查李云龙的社会关系。
重庆方面传来好消息：李云龙父母证实，儿子确实在八岁时因股骨头坏死，在重庆一家医院接受了手术，植入过钢制固定板。
两位老人还翻出了一张泛黄的手术同意书复印件，上面的手术日期是1992年3月17日。
与此同时，南宁方面的调查也有重大发现。
在对李云龙租住地附近走访时，一名摩的司机回忆说，11月26日晚上，他载着李云龙和一个广东口音的男人去了华康招待所。“两人看上去挺熟的，一路上有说有笑。”
华康招待所位于南宁老城区，是一家价格低廉的私人旅馆。
侦查员调取入住记录时，一个名字跳了出来：黄喜和，广东汕尾人，11月10日至11月28日期间入住504房间。
更关键的是，前台服务员清楚记得：“11月28日中午退房的那个广东客人，走的时候拖着一个深色的大旅行箱，箱子看起来特别沉，他搬起来很费劲。”
所有线索开始向一点汇聚。
504房间在黄喜和退房后已经打扫过，并接待过两批新客人。
当侦查员第一次进入房间时，看到的是一片整洁：白色墙壁粉刷一新，米色地砖干净发亮，木质床板也没有任何污渍。
但苏相谋没有离开。他站在房间中央，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有一丝极淡的、不同于消毒水的气味，像是某种腥味被强行掩盖后残留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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