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场暗影
1996年3月2日清晨，杭州郊外的道路清冷萧瑟。一辆旧面包车在薄雾中缓慢行驶，车轮碾过路面发出单调的沙沙声。
车内，侯建红——即将被处决的流氓团伙“蝴蝶帮”头目杨心宏的妻子——呆呆地望着窗外。
她脸上还残留着昨日未卸净的脂粉，眼线在眼角晕开，像是哭过，又像是刻意画出的凶相。
那双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股冰冷的怨恨，在瞳孔深处隐隐燃烧。
车内挤着七八个人。杨心宏的姐夫沈国良缩在角落，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车门上的破皮；
曾经的“狱友”陈一东歪着嘴，低声骂着脏话；杜某则一直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枯树，眼神飘忽。
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在狭小空间里起伏。
车子拐进一条土路，在一片稀疏的林子边停下。
沈国良先跳下车，左右张望后压低声音：“就这儿，看得清楚。”
一伙人鱼贯而出，躲进树林深处。枯枝在脚下发出脆响，惊起几只寒鸦。
远处，公审大会的喧嚣隐约传来。
二、伏法前夜的密谋
时间倒回前一晚。半山地区一栋老式居民楼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侯建红把一叠黄纸重重拍在桌上：“明天……明天老杨就……”她声音哽咽，但随即咬紧牙关，那点软弱瞬间被仇恨吞噬。
屋内烟雾缭绕。杨心宏的姐夫沈国良猛吸一口烟：“案子是翻不过来了。但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弹了弹烟灰，“半山派出所……得让他们晦气晦气。”
“对！”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捶了下桌子，“去刑场取血土！回来给老杨立个牌位，祭奠！”
有人嗤笑：“等枪响过人拉走，直接在刑场拜不就得了？还取什么土？”
“你懂个屁！”侯建红猛地站起来，眼睛瞪得血红，“血土是念想！我要让半山派出所那帮人知道，抓了老杨，他们别想安生！”
她环视屋内，“老杨在世时怎么对兄弟的？现在他走了，咱们不能怂！”
“嫂子说得对！”
“干！给派出所点颜色看看！”
昏暗的灯光下，七八张面孔被阴影切割得狰狞可怖。他们详细策划了第二天的行动：
谁望风，谁取土，谁堵派出所的门，谁负责骂街。侯建红把骨灰盒、花圈、长明灯都准备好了，就放在门后。
三、半山“小霸王”的崛起
要理解这场闹剧，得把时间再往前推三年。
杭州东郊的半山，方圆仅21平方公里，却聚集着上千家大中型企业。
320国道穿行而过，日夜车流不息。在这里长大的年轻人，多数在父母厂里当学徒，或闲散待业。杨心宏就是其中之一。
1993年夏天，半山文化宫录像室门口。工作人员老张伸臂拦住几个闯门的青年：“票呢？”
为首的青年——23岁的杨心宏——歪着头笑了。他撩起袖管，露出手臂上青黑色的蝴蝶纹身：
“半山这块地，我们进哪里还要票？”那蝴蝶纹得粗糙，翅膀线条僵硬，却透着股野蛮的威慑。
身旁瘦高的陈波扯了扯他袖子，低语：“宏哥，算了，都是街坊……”
杨心宏甩开他，朝身后五六个人一挥手：“不给面子？行！”
他们没进录像室，而是转向文化宫外整齐停放的一排排自行车。
就像一群闯进麦田的野猪，他们开始疯狂推翻自行车。铁架撞击声、铃铛碎裂声、路人的惊呼声混成一片。
一百多辆自行车被推倒、叠压、抛掷，最后堆成一座扭曲的“铁山”。几个工作人员冲出来阻拦，被一把推开。
“再拦试试？”杨心宏踩在一辆倒地的28大杠上，环视噤若寒蝉的人群，“以后记着，在半山，我们就是规矩。”
从此，半山文化宫对他们免费开放。
四、茶室暴行与街头毒打
半山公园茶室成了他们的据点。杨心宏常带着四五个人占两张桌子，打牌喝茶，从不付钱。
1994年清明前后，茶室新来的服务员小吴忍不住说：“几位，茶钱一块二，点心八毛……”
杨心宏把扑克牌往桌上一摔：“你新来的？去打听打听我是谁！”他起身，一脚踩在凳子上，“老子在半山，要什么有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茶室老板赶紧过来打圆场，被陈波一把推开。杨心宏干脆把两张桌子并拢，躺上去翘起二郎腿：“叫派出所来啊？我等着！”
常来喝茶的胖工人老李看不下去，嘟囔了句：“跟强盗有啥区别……”
这句话惹祸了。
杨心宏翻身坐起：“胖子，过来打牌。”老李犹豫着坐下。几局过后，杨心宏提议赌钱，一张牌五毛。
老李稀里糊涂答应了。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对家的马力明显在“放水”，牌局成了三人合谋的骗局。
“不玩了！”老李扔下牌，“你们合伙坑我！”
“坑你又怎样？”杨心宏抄起茶杯砸过去，正中老李眉骨。陈波冲出茶室，捡回两块鹅卵石，照头就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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