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西安南郊一片玉米地旁，晚归的农妇李秀芹看见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匆匆走过。
车后座上捆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袋口处露出一缕黑色头发，在月光下泛着湿漉漉的光泽。
她本想问一句“需要帮忙吗”，但男人抬头瞥了她一眼——那眼神像冬天结冰的井，李秀芹到嘴边的话冻住了。
第二天清晨，三个上学的孩子在玉米地深处发现了麻袋里的东西：一具年轻女尸，耳朵被割去，胸口刻着歪歪扭扭的符号。
这是那个秋天第七起类似案件。
警方在案情分析会上烟雾缭绕，刑警队长赵志刚用红笔在地图上又画了一个圈：
“同样的手法，先奸后杀，割取关键部位。这不是抢劫，不是仇杀，这是狩猎。”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被称为“关中恶魔”的凶手，此刻正坐在雁塔区雷家寨村自家的院子里，抱着两岁的儿子哼着走调的东北小曲。
他叫王万明。在邻居眼中，这是个沉默勤恳的东北男人，为了爱情远走他乡，靠种果园养活妻儿。
只有深夜骑上那辆二手摩托车出门时，他才会变回另一个人——一个在十年间作案52起，致使21人死亡、13人遭性侵、18人重伤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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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土地上的畸芽
1957年5月28日，辽宁盖州市红旗满族乡靠山村，王家的第六个孩子出生了。
父亲王老汉蹲在炕沿抽着旱烟，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又多了一张嘴。这个取名“万明”的男孩注定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王家八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里，一条棉裤兄弟几个轮流穿。
母亲刘氏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煮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玉米糊糊，然后和丈夫下地挣工分。
王万明七岁才穿上第一双属于自己的鞋，鞋底是用旧轮胎割的，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小学二年级那年冬天，王万明偷了同桌的半块橡皮，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
北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他看着教室窗户里呵出的白气，突然转身跑回了家——从此再没踏进校门。
父亲用赶牛的鞭子抽了他一顿，抽断了鞭梢，却抽不断他骨子里滋长的什么东西。
1973年，16岁的王万明长成一副好身板，却成了村里有名的“二流子”。
他纠集了三个同样辍学的少年，今天偷张家的鸡，明天摸李家的蛋。村里寡妇陈玉兰晾在院里的花布衫莫名失踪，三天后在村后山坳里被发现，裹着一堆被肢解的麻雀尸体。
“这孩子眼里有股邪气。”村里的老人私下议论。他们不知道，王万明那时已经迷上了一样东西——同村知青藏在炕席下的手抄本《少女之心》。
借来的书被翻得卷了边，他在煤油灯下一页页抄写，把那些露骨的描写背得滚瓜烂熟。
深夜，他躺在咯吱作响的土炕上，听着隔壁父母熟睡的鼾声，把书里的情节在脑子里演了一遍又一遍。
欲望像野草在荒原上疯长，只等一个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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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试锋芒：沈阳纺织厂的雨夜
1978年10月，村里要派人去沈阳拉木材。21岁的王万明主动报了名——他听说“大城市的女工穿的确良衬衫，透明得能看见里面”。
抵达沈阳的第二天傍晚，秋雨把纺织厂女工宿舍区笼罩在昏黄的路灯光晕里。
王万明谎称肚子疼没去吃晚饭，揣着白天捡的半块砖头，溜进了厂区西侧的公共厕所。
厕所墙皮斑驳，潮湿的霉味混杂着消毒水的气息，他在最里面的隔间蹲下，从门缝里盯着入口。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晚上十点二十分，脚步声由远及近。
19岁的纺织女工孙雅芳加完班回宿舍，走到半路想起月事带还没换，转身折向厕所。
她哼着《绣金匾》的调子推开厕所门，昏黄的灯泡在她头顶晃了晃。
王万明像豹子一样扑出来，从后面死死抱住孙雅芳。
姑娘的惊叫被捂回喉咙里，变成闷闷的呜咽。她拼命蹬腿，鞋跟踢在蹲坑隔板上咚咚作响。
“别动！”王万明喘着粗气去扯她的裤子，但姑娘的挣扎出乎意料地激烈。情急之下，他摸出了那块砖头。
第一下砸在孙雅芳右太阳穴，姑娘身体一僵。第二下、第三下……鲜血溅到王万明脸上，温热的，带着铁锈味。
等他从亢奋中回过神，孙雅芳已经软软瘫在地上，眼睛半睁着，瞳孔里倒映着摇晃的灯泡。
王万明瘫坐在湿滑的水泥地上，砖头从手里滑落，“咚”一声掉进蹲坑。
他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反胃，趴在墙角干呕起来。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很大，大得像要把整个世界淹没。
他没有完成最初想做的事，甚至没敢多看尸体一眼，连滚带爬冲出厕所，消失在雨夜里。
回到招待所时，同屋的人嘟囔了一句：“咋浑身湿透了？”他含糊应了一声，钻进被窝瑟瑟发抖，直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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