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深冬的呼兰县，寒风吹过县城老巷的砖瓦房，在结冰的路面上卷起点点雪粒。
凌晨三点，建国派出所民警朱海裹紧棉大衣，踩着积雪往局长家赶——他手里攥着一份刚整理好的案卷，得赶在局长上班前汇报。
走到局长家院门外，他刚要抬手敲门，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微的金属响动。
朱海猛地回头，还没看清来人模样，两道火光已从黑暗里窜出。“砰！砰！”五四式手枪的枪声在寂静的冬夜格外刺耳，子弹穿透他的胸膛，温热的血瞬间浸透了棉大衣。
他倒在雪地里，眼睛瞪着局长家紧闭的大门，手指还保持着攥紧案卷的姿势。
凶手站在他身旁，看了一眼倒在雪地里的朱海，转身消失在巷子深处，只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很快被飘落的新雪覆盖。
这是“呼兰大侠”系列袭警案中，第一次出现枪支作案。而在此之前，这个小县城已经被一股莫名的恐惧笼罩了半年。
呼兰县，如今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可在1980年代，它还是黑龙江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
这里的街道上，砖瓦房和土坯房交错排列，国营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澡堂子里总能看到光着膀子、身上纹着龙虎图案的汉子——当地人都知道，那些是“混社会”的。
那时候的呼兰，治安乱得像一团缠在一起的麻：黑社会插手各行各业，征地时拿着砍刀把居民往屋外赶，盖好的楼房满是质量问题，谁要是敢去闹，第二天家门口准会出现一把带血的刀；
官员贪污成风，连给贫困户的救济款都敢装进自己腰包；更让人窝火的是，公检法里的一些人跟黑社会勾肩搭背，老百姓受了欺负去报案，往往是“立案了没下文，抓人了又放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1987年6月6日，第一起血案发生了。
许堡派出所民警张福贵家住在县城西边的公检法家属楼，那是一栋老式五层楼房，墙皮已经脱落，楼道里没有灯，晚上只能靠住户自家门口挂的煤油灯照明。
那天夜里，张福贵和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挤在两间小屋里睡觉，窗外的蝉鸣还没完全停歇。凶手不知是怎么撬开张家房门的，没有发出一点动静。
最先被惊醒的是张福贵的妻子，她刚睁开眼，就看到一个黑影举着匕首站在床边。
“啊！”她刚要喊出声，匕首已经刺进了她的喉咙。张福贵听到动静翻身坐起，还没来得及去摸枕头下的手电筒，黑影已经扑了过来。
匕首划破空气的声音很轻，却精准地刺穿了他的心脏。两个儿子惊醒时，看到的是父母倒在血泊里的模样，年纪大的儿子刚要起身，匕首又刺了过来。
那天夜里，张家五口人中，张福贵夫妇和两个儿子当场死亡，只有年仅八岁的女儿被匕首划伤了胳膊，昏死在床底才侥幸活了下来。
凶手在张家的墙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在离开时，把张福贵的警帽扔在了门口——像是一种无声的挑衅。
消息在呼兰县传开时，老百姓先是震惊，接着又有点“解气”——毕竟张福贵平日里跟那些“混社会”的走得近，有人说他收过黑社会的好处，有人说他帮着开发商逼走了好几个老住户。可没过多久，这种“解气”就变成了恐惧。
四个月后的10月12日，巴彦县万发派出所所长贺瑞忱下班回家。巴彦县和呼兰县相邻，贺瑞忱那天穿着警服，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沿着国道往家赶。
国道两旁是收割后的玉米地，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立在地里。
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贺瑞忱骑到一段没有路灯的路段时，感觉身后总有个人跟着。
他猛踩了几下脚蹬子，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一个穿着黑棉袄的人跟在自行车后面，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
贺瑞忱立刻跳下车，伸手去摸腰上的手铐——那时候基层民警很少配枪，手铐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可还没等他把手铐掏出来，那人已经扑了上来，一把匕首从他身后刺进了颈部。
贺瑞忱倒在地上，看着那人骑上自己的自行车，朝着呼兰县的方向骑去，脖子上的血汩汩地流，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贺瑞忱的死，让呼兰和巴彦的民警都慌了。他们开始不敢穿警服上班，有人把警服叠在包里，到了单位才敢换；有人下班不敢走小路，非得约着同事一起走；晚上睡觉时，会在门后放一把菜刀，窗户上焊上铁栏杆。
可即便这样，血案还是没停。
10月27日夜里，呼兰县公安局民警马福林家遭了难。马福林住在县城东边的平房区，家里有个小院子，院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
凶手是翻院墙进去的，他先是在窗户外听了一会儿，确定马福林一家都睡熟了，才用撬棍撬开了房门。
那天夜里，马福林和妻子、儿子都死在了床上，凶手用的还是匕首，每一刀都刺在要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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