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11日晚上八点，郑州城已被初冬的寒意笼罩。
某学院教师楼二楼的一户人家门口，正无声地渗出一滩清水，漫湿了走廊。这异常的水迹，正是这起震惊全国血案的第一丝征兆。
报案人向女士此刻正浑身发抖地站在门外。
她带着哭腔向迅速赶到的警方叙述：“今天下午我往家里打电话就一直没人接，以为是爸妈出去散步了。
可到了晚上，电话还是没人接，我心里就咯噔一下，赶紧跑了过来。
敲门没人应，却看到门缝在往外渗水……我着急过来，钥匙忘了带，是让我丈夫后来送来的……”
当她用那把冰冷的钥匙打开家门，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混杂着血腥味的潮湿气息。
客厅里，她六十三岁的父亲、大学副教授向东方，歪倒在沙发上，已无生机。
厨房门口，她五十六岁的母亲、同样身为副教授的刘怡，俯卧在地，身下是一片暗红。
电话线被粗暴地扯断，厨房的水龙头却大开着，自来水汩汩流淌，淹没了客厅的地面，也冲散了可能存在的罪证。
向东方、刘怡夫妇在校园内双双遇害，此案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打破了学术殿堂的宁静，在社会上引发巨大波澜，更引起了省委、省政府乃至公安部的高度关注。
公安部副部长亲自批示，要求河南公安机关全力速破。各级领导相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
市公安局火速成立了“11·11”专案组，调集精兵强将展开侦查。
然而，现场勘查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
肆虐的清水严重破坏了犯罪现场，足迹、指纹等关键痕迹物证几乎被冲刷殆尽。首夜的勘验，收获寥寥，案件蒙上了一层厚重的迷雾。
11月12日，转机终于出现。足迹鉴定专家郑德才受省公安厅委派，携同技术人员韩均良等人赶赴现场。
面对几乎被判定为“无价值”的现场，郑德才没有气馁。
他重新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了细致分工，鼓励大家不放过任何角落，进行地毯式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案发当晚因全市停电而尚未被仔细勘查的北面阳台地面上，他们终于有了重大发现——五枚残缺不全、若隐若现的灰尘足迹！这无疑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珍贵线索。
郑德才俯下身，几乎将脸贴到地面，戴着老花镜，用放大镜一寸寸地审视着这些模糊的印记。
经过整整一天的潜心分析和反复比对，他得出了关键结论，并在案情分析会上向翘首以盼的各级领导汇报：
“根据现场足迹判断，犯罪嫌疑人系一名青壮年男性，单独作案。
其身高约在一米七五，年龄在二十五至二十八岁之间，体态中等偏瘦，作案时穿的是软底皮鞋。”
为进一步缩小范围，他们还精心绘制了现场足迹的鞋底花纹结构示意图。
一时间，印有罪犯体貌特征和鞋印图案的协查通报，雪片般发往全国各地。
一场大规模排查就此展开，五百多名警力、武警在市区各处要道设下一百多个卡点，形成严密包围圈。
媒体也发布了《协查通报》，动员群众提供线索。专案组民警更是分成数十个小组，对案发地周边进行地毯式走访。
然而，面对数万流动人口，排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一周过去，二十多名嫌疑对象被逐一排除，案件侦破再次陷入僵局。
此时，真正的凶手娄大明，时年二十七岁，早已如惊弓之鸟，
逃离了郑州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窜至南方某市。他租住在南湖区一家不起眼的小招待所里，惶惶不可终日。
从郑州老教授家中抢劫得来的数千元现金、国库券及金银首饰，很快被他挥霍一空。经济的窘迫，再次点燃了他犯罪的邪念。
为了这次作案，他精心策划，甚至将住处更换到了更偏远、更不易被察觉的城市边缘的另一家招待所。
他用从报纸上撕下的一角，记下了新招待所的地址和电话。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谨慎的举动，最终成了他落网的导火索。
办理入住后，他或许出于心虚，没有丢弃那张纸条，而是揉成小团，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经过数日踩点，他将目标锁定为某镇一栋高层住宅里的两名年轻打工妹。
11月23日夜晚，娄大明怀揣尖刀，潜伏在小区外。他看到其中一名叫小玉的姑娘独自回家后，便尾随而上。
他叩响房门，戴着只露双眼的头套，冒充自来水公司查表人员。
善良的小玉刚打开门，便被娄大明猛地闯入，掐住脖子按倒在沙发上，遭受了几个响亮的耳光。
在威逼下，小玉被用扯断的电话线反绑双手，嘴巴也被胶带封住。
娄大明开始在屋内翻箱倒柜，却只搜出二百多元现金。
这远远达不到他的预期。他掏出尖刀，逼问小玉存折下落。
就在他掏刀之际，那个记录着他落脚点的小纸团，无声地从口袋中滑落，掉在了地上，而他和受害人都未曾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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