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16日深夜，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如往日沉寂肃穆。在珍宝馆养性殿内，一声极轻微的玻璃碎裂声划破了夜的宁静——又一个黑影潜入了两年前武庆辉作案得手的同一间展室。
此人名叫孙国范，时年3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故宫盗宝案中年龄最大的罪犯。
那一夜月黑风高，孙国范提前数小时就藏身于珍宝馆大门外厕所后的阴暗夹道中。他屏息凝神，待到深夜无人之时，方才开始行动。
借着施工留下的脚手架，他像一只灵猫般攀上高墙，悄无声息地落入院内。养性殿的展柜在微弱的月光下泛着幽光，他掏出特制的工具，熟练地撬开窗户，闪身入内。
展柜中的金器在黑暗中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孙国范先用利器击碎陈列柜玻璃，将数只精美的金碟金碗尽数取出；接着又撬开另一个展柜，将里面两枚沉甸甸的金印——一方重达37斤的"皇后之宝"和7斤5两的"广运之宝"一一塞进随身背包。
这些代表着皇权的珍宝，此刻在他手中仿佛只是寻常的战利品。
背负着近五十斤的赃物，孙国范循原路返回。攀墙时，背包的重量让他动作明显迟缓。
每向上一步都显得格外艰难，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衣衫。但这个常年逃亡的惯犯却甘之如饴——在他的盘算中，这些珍宝足以让他远走高飞，从此摆脱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咬紧牙关奋力向上攀爬，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天罗地网。
事实上，从他踏入养性殿的那一刻起，中国第一台声控报警器就已将讯息传送到保卫处值班室。
这套刚刚投入使用的设备，正是因两年前武庆辉盗宝案而紧急研发的安防利器。
保卫人员立即出动，同时通知了派出所、公安局及警卫部队。短短时间内，200多名民警和武警已悄然封锁故宫各要道，静待盗贼自投罗网。
当孙国范好不容易攀上墙头，正欲寻找落脚之处时，却猛然发现墙外黑影幢幢。
他惊出一身冷汗，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眼前景象——方才还寂静无人的墙外，此刻却布满人影。他急忙缩回头，像壁虎般紧贴墙头，在光滑的琉璃瓦上匍匐前行。
背包的重量让他行动艰难，每移动一寸都异常吃力。在生死关头，他忍痛将两方最重的金印扔下高墙。
金印落地发出沉闷的声响，在静夜中格外清晰。随后他又趁机跳至厕所屋顶，在倾斜的瓦面上艰难爬行，琉璃瓦的光滑表面让他几次险些失足滑落。
尽管已丢弃最重的金印，背包仍然沉重。在求生与贪婪之间，他再次打开背包，取出两件金器丢弃房顶，却仍舍不得全部放弃。
当他艰难爬行至绘画馆西南角的围墙时，一束强光突然直射面部，刺目的光线让他瞬间失明。
"不许动！动就开枪了！"墙下传来威严的喝令。
孙国范顿时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墙下脚步声四起，无数手电光束将他照得无所遁形。
几名民警迅速架梯而上，将这个胆大包天的盗贼擒获。在他被带下墙头的那一刻，背包中的金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仿佛在诉说着这个不寻常的夜晚。
经现场清点，孙国范背包内尚有1只金酒杯、4只金碗；侦查人员在房顶找到2件金手炉盖，墙下寻回两枚金印。
所有赃物过秤，总重达48斤。其中最珍贵的当数那方"皇后之宝"，不仅重量惊人，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然而，抓捕过程的顺利与后续的审讯形成了鲜明对比。孙国范是个狡猾的惯犯，审讯过程异常艰难。
他先是自称张振昌，山东济南人，以修自行车为生。当预审员追问细节时，他又改口称自己叫徐学达，是山东桓台县的农民。
"俺家中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他声情并茂地编造着故事，"今年4月背了70斤地瓜干到天津，想卖了换点棉花。
人家说俺私自卖东西违法，把地瓜干给没收了。俺走投无路，这才上了北京偷皇宫来了。"
警方立即联系山东桓台县公安局核查，对方回复确有其人，但孙国范对当地情况的描述漏洞百出。
最关键的是，指纹鉴定结果显示，他的指纹与1957年兰州万元手表盗窃案、1959年郑州巨款盗案现场遗留的指纹完全一致。
在确凿证据面前，孙国范仍负隅顽抗，又编造出新的身份："我不叫徐学达，叫徐学蓉，老家是山东桓台县锁镇公社徐家村的。生父徐文易是西安人，我是他和济南一个女人的私生子……"
经过十六次审讯，这个惯犯终于崩溃。他要了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后将烟头摔在地上："我算是服了你们几位了！以前走南闯北偷东西，被抓住七回，从没说过实话，最后都放了。这回，我看是过不去了。"
他最终交代了真实身份：孙国范，外号孙黑子，河南舞阳县人。1949年从国民党军队携枪潜逃，抢劫典当行时杀害老板，越狱后流窜多地作案十余年。
1962年12月，孙国范被依法判处死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因盗窃故宫珍宝被处决的罪犯。
而此案也标志着故宫安防正式进入人防、物防与技防相结合的新时代，为中国博物馆安防工作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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