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2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外飘着细雪。陈建军穿着褪色的工装,胸前别着崔秀琳的照片,女儿小雨攥着他的衣角,眼睛盯着法庭门口的铜狮子。三年前那个血腥的夏夜,此刻正浓缩成手中的判决书,即将画上句点。
法庭内,李树林穿着囚服坐在被告席,双手被铐在橡木桌上。他的头发剃得很短,露出后颈的胎记——那是崔秀琳曾开玩笑说“像片小树叶”的地方。当审判长宣读“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时,他的身体猛地抖了一下,抬头盯着旁听席上的遗像,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秀琳,我错了!我真的没想杀你……”
陈建军感觉胸口被重锤击中。他想起妻子生前总说“等小雨上小学,咱们就换个带阳台的房子”,想起案发现场那床整齐的褥子——原来早在两个月前,李树林就趴在床下,听着他们夫妻的视频通话,算计着下手的时机。
“爸爸,那是坏人吗?”小雨的声音惊醒了他。孩子指着被告席,眼里带着懵懂的恐惧。陈建军喉结滚动,最终只是摸了摸她的头,没敢说出真相——这个在她印象里“帮妈妈修过自行车”的李叔叔,正是夺走妈妈生命的凶手。
审判长的声音继续回荡:“经查,被告人李树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提前潜入受害者家中,因被发现而行凶杀人,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且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陈建军盯着李树林手腕的抓痕,那是妻子临终前最后的反抗,此刻正成为法律量刑的关键证据。
休庭时,张建国走进证人室,手里拿着结案报告。陈建军接过报告的手在发抖,最后一页的批注刺痛了他的眼:“最危险的凶手,往往藏在最熟悉的人群里。”他突然想起,妻子曾在电话里说“树林这孩子挺老实,总帮我搬东西”,却不知那善意的帮助背后,是长达两个月的观察与谋划。
“他把刀藏在鸡窝,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张建国的声音里带着疲惫,“但他忘了,每个细节都会说话——鞋底的红土、绳子的断口、还有他刻在骨子里的犯罪模式。”
下午的阳光透过法庭的高窗,在李树林的囚服上投下斑驳光影。他盯着自己的脚尖,想起三年前在监狱里,同屋的王强教他“戴手套、找盲区”,却没教他有些错误永远无法回头。当法警带他离开时,他突然挣脱,对着崔秀琳的遗像重重磕头,额头撞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闷响。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小雨……”他的声音被法庭的回音吞没,像片被风吹散的落叶,消失在法律的威严里。
结案报告的附件里,张建国附上了最后一份物证照片:南院墙头上的鞋印拓片,旁边是早已拆除的鸡窝遗址。他在备注里写道:“凶手以为埋掉尸体、藏起凶器就能逃脱,却不知,每个脚印都是命运的印记,每个疏忽都是法网的缺口。”
三个月后,陈建军带着小雨回到吴桥县。曾经的出租屋已换了新主人,院墙上的鞋印拓片被刷上了白漆,却仍能看出淡淡的轮廓。小雨蹲在曾经的鸡窝位置,捡起一片碎瓷,上面还沾着暗红的斑点——不是血迹,是当年崔秀琳喂鸡时撒的红高粱。
“妈妈说,鸡窝要每天打扫。”小雨突然开口,“她说小鸡最乖,不会藏东西。”
陈建军鼻子发酸,抱起女儿走向巷口。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过便利店时,小雨指着电视里的法治节目:“爸爸,坏人被抓住了对吗?”
“对,坏人永远逃不掉。”他摸着女儿的头发,想起张建国说的话,“哪怕藏在床下,藏在鸡窝,藏在最熟悉的笑容背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吴桥县的春风掠过墙头,带走最后一片残雪。曾经的案发现场,如今已成为社区的安全教育基地,墙上的警示牌写着:“警惕身边的‘熟人’,安全意识是最好的防盗门。”而那个关于床下潜伏者的故事,终将在岁月里化作一声警钟,长鸣在每个疏于防范的夜晚。
李树林行刑前一晚,张建国收到他的遗书。泛黄的信纸上,字迹歪歪扭扭:“张队长,我知道自己该死。其实那天在床下,我听见她跟老公说‘门锁该修了’,可我想着,不修更好下手。现在才明白,有些门,关上了就是一辈子……”
信的末尾,是个歪扭的道歉符号,像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张建国将信纸夹进卷宗,目光落在最后一页的鞋印拓片上——那是罪恶的起点,也是正义的终点。
当第一颗流星划过北方的夜空时,吴桥县的某处院落里,新栽的薄荷散发着清香。崔秀琳曾经的梦想,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随着春风轻轻摇晃,仿佛她从未离开,只是化作了人间的一声警示,提醒世人:在每个看似普通的日常里,都藏着需要被正视的危险,而法律的光芒,终将照亮每个黑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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