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公，您要恢复告缗令？”糜竺惊疑不定的看着王羽，话语中带着颤音。
华夏文明一贯趋于内敛，而非扩张，不是没有缘由的。
自从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后，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于是，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难。秦国的兴衰，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
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以打击商业。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统一天下后，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
告缗是算缗的延伸，以后世的观点看来，算是一种财产税。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核算，然后编造名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里说的财产，包括家里的钱财、货物，车船交通工具等等。反正只要是商人，家里又没有官吏、三老、戎边军士在，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
因为税率很高，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
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基本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作为商业世家，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王羽突然提出了这个，饶是糜竺城府不错，还是一阵心惊肉跳。
“告缗令？那是什么？”王羽是个历史小白，对这么深奥的东西当然一无所知。
看到他的不似作伪，糜竺这才放下了心思，简要将这项政令解释了一遍。
“原来如此。”王羽不得不感叹，古人其实一点都不笨，后世总觉得古人重农抑商，纯粹是观念问题，实则不然。汉武帝手段是很厉害的，只是国家太大，他实在找不出既能让国家从商业中受利，又能细水长流的征税办法来。
“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用。”王羽摇摇头，宽了糜竺的心。
告缗令比杀鸡取卵的还要糟糕，这项法令的最终结局，就是把民间的商业一棍子打死，使得商人与地主、官僚合流，催生出了大量官商，最后变得形同虚设。国家和百姓都无法从商业活动中受利，政府财政日渐窘迫，民间的贫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
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或惊险刺激的色彩，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王羽的青州新政正是以此为蓝本制订的，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格局，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
商业是让财富流通起来的唯一途径，而财富这种东西就像是水，流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多，一潭死水只会逐步消亡。
“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王羽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
“可是，商人趋利，若没有人告发，也不严加监督，就算登记造册，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税率本来就低，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说不定会得不偿失。”
国渊是个很标准的华夏读书人，他对商业的理解，不比商鞅高多少。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可等到战争结束，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
在他看来，王羽之前的政令，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
王羽将商人和官僚区分开来，严令官员以及官员的家族不许经商，在战争中又欠了糜家大笔的债务，无疑就是打算日后用官位，偿还糜家的欠债。
因此，国渊对商业变法一直没怎么在意，可今天看来，主公似乎很认真的在讨论建立商法的可行性，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好好的给主公泼几盆冷水了。
“子尼所言甚是。”王修附和道：“商人盈利，不在于在家守业，须得在外奔走经营。若其有心避税，大可常年在外不归，如此一来，他家乡所在之地，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令其完税？”
青州的幕僚之中，内政方面，除了田丰，就以国渊、王修的资格最老了，这俩人一开口，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除了田丰之外，其他人都在点头，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
糜竺见势头不对，连忙出言反驳：“连高祖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商人餐风露宿，担惊受怕的在外奔波劳碌，还不是为了煊赫家门？岂有为了避税，就不回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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