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魏晋丹道，术合黄白
岁月流转，汉末三分归晋，玄学盛行，道教炼丹术愈发精深。终南山中，有位道号“抱朴子”的葛洪，自幼听闻崔文子与白术的传说，成年后遍历名山，搜集丹方，终在一座废弃的石室中，寻得半卷《老君益寿散》残稿。残稿上除了二十三味药名，还画着一幅五行相生图：中央白术如黄土，外绕金木水火四象，旁注“黄白术中，术为土母”。
葛洪顿悟：“老君所言‘益寿’，非独补养，更含‘点化’之意——黄白术（炼丹术）以草木之精调和金石之悍，白术恰是中和之关键。”他遂在罗浮山设丹炉，以白术为“药引”，尝试炼制“还丹”：先将丹砂（属火）与雄黄（属土）煅烧，再加入白术细末（属土），以“地火”（炉灶之火，属土）慢炼，果然毒性大减，丹色如真金。
一日，葛洪的弟子鲍姑身染“湿痹”，肩臂肿痛，屈伸不得。葛洪想起残稿中“白术配苍术，可祛湿痹”的记载，取三年生白术五钱，配伍苍术三钱、桂枝二钱，水煎成汤。鲍姑饮后，浑身汗出如浆，肿痛处似有热气游走，三剂后竟能如常制药。她望着丹炉中翻滚的白术粉末，笑道：“师父常说‘金石猛悍，需草木柔化’，这白术，便是金石的‘解语花’啊。”
葛洪将白术的妙用写入《抱朴子·内篇》：“术者，山精也，得土气之全，能调和五金八石，制汞铅之毒。炼黄白（金银）者，必以术为佐，否则丹不成，反伤人。”他还记录了民间用白术的验方：“治久痢不止，白术炒焦，研末，米汤调服，立效”“治面斑，白术浸酒，日涂三次，半月可消”——这些病案，正是“老君益寿散”从丹方走向民生的见证。
当时，建康城中有位富商，痴迷炼丹求长生，却因服食铅丹中毒，齿落发枯，形同枯槁。其子听闻葛洪善用白术解毒，不远千里求药。葛洪以白术配伍甘草（解毒）、绿豆（清热），浓煎灌服，三日后富商竟能开口说话，一月后毒解，虽未长生，却保住了性命。他叹道：“丹道本为济世，若贪长生而轻性命，何异缘木求鱼？白术之功，在‘守中’而非‘求奇’啊。”
第六卷：唐世千金，方显真章
大唐贞观年间，药王孙思邈行医至终南山，在一位老药农家中，见到了完整的《老君益寿散》手抄本。老药农说：“此乃祖上从崔先生处得来，世代相传‘春采术苗，夏采术叶，秋采术根，冬炼术膏’，能治百病，延衰老。”孙思邈翻阅手稿，见上面除了药方，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体胖者减熟地黄，加茯苓”“体瘦者减天门冬，加山药”，正是后世“辨证施治”的雏形。
孙思邈将此方带回京兆府，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老君益寿散”加以改良。他发现原方中熟地黄滋腻，久服易碍脾胃，便加入少量砂仁（理气醒脾）；天门冬性寒，对阳虚者不宜，便配伍干姜（温中）——这些调整，让方剂更贴合“七情相济”之理。他在《千金要方》中写道：“老君益寿散，以白术为君，统摄诸药，补而不滞，温而不燥，实为养生长寿之良方。”
长安城里，有位姓郑的官员，年届六十，头晕目眩，记忆力锐减，太医诊断为“肾精亏虚”。孙思邈却道：“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源，肾精需脾土滋养，若脾虚不运，补肾无益。”遂用改良后的益寿散：白术六钱为君，加枸杞子（补肾）、远志（安神），每日一剂。郑官员服食三月，头晕渐止，竟能背诵年轻时读过的诗赋，他逢人便说：“孙先生的药，如春雨润田，不知不觉中，便让身子骨硬朗了。”
当时，宫中嫔妃多以“白术膏”养颜：将白术、茯苓、白芷研末，以蜜调膏，每日涂面，能去斑增白。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年近五十仍容颜不衰，便常服“白术茯苓汤”。这些用法，虽脱胎于“益寿散”，却更贴近生活，正如孙思邈所言：“医道源于生活，仙方亦需入俗——白术能炼丹，亦能入馔，能益寿，亦能养颜，此乃‘大道至简’之理。”
第七卷：宋局良方，术行天下
北宋年间，朝廷设立“太平惠民和剂局”，广集民间验方，编纂《和剂局方》。其中，“参苓白术散”便是在“老君益寿散”基础上简化而成：保留白术、人参、茯苓、甘草四味核心药，减去金石类药材，加入莲子、山药、白扁豆等食材，更适合日常服食。
汴京有位儿科名医钱乙，常用此方治疗小儿“脾虚疳积”。有个三岁孩童，面黄肌瘦，腹大如鼓，吃什么拉什么。钱乙诊断为“脾失健运”，取参苓白术散，将药材研成粉末，拌入米粥喂食。孩童初时拒食，待药香融入米香，竟主动张口。半月后，腹胀消了，面色红润，能追着蝴蝶跑。钱乙对弟子说：“小儿脾常不足，白术甘温，恰如母乳，能补而不峻，温而不烈，故为小儿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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