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钱塘江畔暴发“时行感冒”，患者皆恶寒无汗，头痛身疼。药铺掌柜购得一批“麻黄”，煎服后竟无一人见效。阿蛮路过药铺，见伙计正倒药渣，拾起一根细看：茎虽中空，却无麻黄特有的辛烈气，断面无朱砂点（麻黄髓部的红棕色小点，乃其辛温之精），遂道：“此非麻黄，乃木贼也。”
掌柜不信，阿蛮便引众人至后山。她指着一株丛生草木道：“真麻黄，茎呈淡绿色或黄绿色，触摸有粗糙感，折断时断面有白髓，嗅之辛烈刺鼻，入喉能催嚏；木贼茎呈灰绿色，表面光滑，折断无白髓，气微味甘。更重要的是，麻黄根与茎药性相反——茎发汗，根止汗，若采时混其根，药效必减。”
正说间，有渔民之子患咳喘，痰多清稀，阿蛮采新鲜麻黄五钱，配生姜三片，紫苏叶三钱，水煎服。药入口，患儿即打喷嚏，半个时辰后汗出，咳喘立减。掌柜叹服，请教如何储存麻黄。阿蛮道：“麻黄得燥气而生，最怕潮湿。当置通风干燥处，用竹筐装之，上覆麻布，忌铁器——铁器属金，金能克木，久置则失其气。”
其言一传十，十传百，铁器药农皆以“阿蛮辨麻黄”为法。后有文人采风，将此事记入《铁器风物志》，谓“草木有性，唯诚者能识；仙药有灵，唯智者能用”，这便是“口传知识”胜于“文献记载”之处——典籍只言其形，而采药人知其气、辨其神。
第八回 岭南瘴疠验奇方 医者终悟七情理
宋淳熙年间，岭南多瘴疠，其症初起如伤寒：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然兼见胸闷呕恶，苔白厚腻——此乃“寒邪夹瘴气（湿毒）”，与中原伤寒不同。惠州太守苏东坡，素好医道，见当地医者用麻黄汤治之，往往汗出后复热，且四肢浮肿，遂致书罗浮山隐士吴复古请教。
吴复古精通草木，回信曰：“岭南地湿，瘴气属阴毒，麻黄虽能散寒，却不能祛湿毒。当用麻黄配苍术、厚朴，名‘麻黄加苍朴汤’：苍术苦温，能燥湿健脾；厚朴苦辛温，能行气消胀。三者相伍，麻黄散寒，苍术祛湿，厚朴行气，气行则湿化，湿化则瘴散，此‘相须相使’之妙用也。”
苏东坡依方试治一患者，果见奇效。然半月后，患者复发，且伴鼻衄——原是医者嫌药效慢，擅自加量麻黄至五钱（原方三钱），又未配甘草调和。吴复古闻之，叹曰：“七情之中，‘单行’则力孤，‘相须’则力倍，‘相畏’则制其毒，‘相杀’则解其害。麻黄配甘草，非仅调和诸药，实乃甘草甘平，能缓麻黄之烈，固护脾胃，此‘相畏’也。若过用而无制，必伤阳络（鼻属阳络）而出血。”
后吴复古将岭南用麻黄之法总结为“三禁三宜”：禁用于阴虚盗汗者，宜用于阳虚无汗者；禁用于肺燥干咳者，宜用于痰湿咳喘者；禁用于孕妇（恐其发汗动胎气），宜用于产妇风寒（配当归以养血）。这些经验，被收录于《岭南卫生方》，使麻黄的应用更趋精准，也印证了麻姑“应人形”的古训——草木无对错，全在医者能否“审证求因，随证加减”。
下卷赞诗
西域名株入汉疆，浮沉千载韵尤长。
石膏制燥存真意，甘草调和蕴妙方。
识得寒温分表里，辨明燥湿定柔刚。
灵枢不墨藏民智，草木无言述典章。
下卷尾章
麻黄从西域砾石到中原沃土，从“姑射草”到“麻杏石甘汤”，其历程恰是中医药“实践先于文献”的生动注脚。最初，它的药性藏于牧民的口耳相传；而后，它的配伍见于医者的病案试错；最终，它的机理写入典籍的条分缕析。
《酉阳杂俎》载“西域有草，茎中空，能透汗”，《太平广记》记“麻姑种药于瀚海，其叶如针，可治风疾”，这些模糊的记载，正是口传知识向文献转化的过渡。而张伯祖的竹简、张仲景的医案、阿蛮的辨识、吴复古的总结，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智慧结晶——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经验方”到“理论方”，中医药的发展，从来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麻黄的故事尚未结束。它仍在山间生长，在药罐中沸腾，在医家的思辨中流转，等待着后人继续探索它与天地、与人的和谐之道。正如麻姑留下的那句箴言：“草木是天地的语言，唯有敬畏者能听懂，唯有实践者能读懂。”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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