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人喝了药汤，甜味中和了苦味，不那么呛喉；杏仁的温润，又缓解了麻黄的燥烈。两剂药后，咳嗽轻了，喉咙也不痒了。陈仲恍然大悟：“麻黄能宣肺，杏仁能降气，一宣一降，才合肺的性子。”这便是后世“麻杏配伍”的雏形，只是此时的他，尚未将这规律总结成法，只在木牍上画了麻黄与杏仁的简图，旁注“咳逆加杏仁”。
这些病例，像一颗颗珠子，被陈仲用“观察—试药—验证”的线串起来。他发现麻黄的“发汗”并非盲目发散，而是“因病施发”：对无汗的风寒，能“开腠理”；对郁热的温疟，能“透邪出”；对闭塞的肺气，能“通宣降”。它像个精准的卫士，只攻“邪祟”，不伤“正气”——前提是用得恰当，不妄用、不过量。
第三章：破症坚积聚，通阳散寒瘀
最让陈仲惊叹的，是麻黄“破症坚积聚”的本事。
南阳郡有个铁匠，常年在潮湿的作坊里打铁，腰间长了个肿块，像揣了个硬疙瘩，按之疼痛，推之不移，郎中说是“症坚”（瘀血与寒邪凝结而成）。铁匠试过贴膏药、喝活血药，都不管用，肿块反而越来越硬，连弯腰打铁都费劲。
陈仲看他舌有瘀斑，脉沉紧，断定是“寒凝血瘀”。他想起《黄帝内经》里“寒则凝，温则行”的话，便在麻黄汤里加了些当归（陇西来的补血药）和川芎（行气活血的香草根）。
铁匠喝了十剂药，起初没什么变化，只是觉得腰间发暖；到第十五剂，忽然觉得肿块处微微发麻，接着排出些暗黑色的小便；一个月后，肿块竟渐渐变软，按之不疼了，弯腰也利索了。铁匠摸着腰间，对陈仲说：“先生这药，像把温火，慢慢把那硬疙瘩‘焐’化了！”
陈仲在木牍上郑重添上最后一句：“除寒热，破症坚积聚。”他明白，这并非麻黄能直接“破瘀”，而是它的“温通”之性，能推动气血运行——寒邪散了，瘀血活了，“症坚”自然随之消散。就像冬日的冻土，阳光一照，冰融土松，万物才能生长。
他想起更早的时候，有个农夫小腿浮肿，按之凹陷不起，是“水饮内停”。陈仲用麻黄汤加生姜皮，农夫喝了药，尿量增多，浮肿渐消。这也印证了“麻黄能通阳利水”——阳气温通，水道自畅，与“破症坚”同出一理，都是“通阳散寒”的体现。
这些零散的经验，渐渐汇成了对麻黄的完整认知：它味苦温，性烈而专，能发汗解表以祛风寒，能宣通肺气以止咳喘，能温通阳气以散瘀滞、利水湿。它像一柄精准的“开山斧”，能劈开寒邪、郁热、瘀滞形成的“壁垒”，却需医者懂得“何时挥斧、力道几何”，方能建功而不伤正。
第四章：三卷定品，中品立位
建武元年，东汉定都洛阳，天下渐定。太医令郭玉奉命整理前代医书，他听说南阳有位陈姓医者，对麻黄的功效颇有研究，便派人将其木牍与病例悉数征集至太医署。
此时，《神农本草经》的编纂已近尾声。编纂者们（后世托名神农，实则为秦汉医者集体智慧）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主养命”；下品药“多毒，不可久服，主治病”；中品药“有毒无毒，斟酌其宜，主养性”。
面对麻黄的记载，编纂者们争论了三日。有人说：“此草性烈，发汗过猛，恐伤人，当入下品。”郭玉却摇头，指着征集来的病例：“你看它治伤寒、温疟、咳喘、症坚，救了多少人命？性烈非过，用之不当方为过。且它虽发汗，却不耗伤根本，恰当使用，能‘祛邪以安正’，合‘中品养性’之旨。”
最终，麻黄被定为“中品”。编纂者们将陈仲等医者的经验提炼、整合，用最精炼的文字刻入竹简：
“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
这二十九个字，字字千钧。它没有记载复杂的配伍，却奠定了麻黄的核心地位——“发表出汗”是其根本，“去邪热气”“止咳逆”“破症坚”是其延伸，像一棵大树，主干挺拔，枝丫分明。
竹简刻成那日，郭玉特意取了一株麻黄，悬于编纂处的梁上。草茎青劲，节痕分明，仿佛在诉说着它从伏牛山的石缝，走到洛阳太医署的漫长旅程。郭玉望着草茎，对弟子说：“此草之妙，在‘通’不在‘补’，在‘祛邪’不在‘扶正’。后世医者若能悟透‘通阳散寒’四字，便算得麻黄真意了。”
消息传回南阳，陈仲已至暮年。他站在伏牛山的崖壁前，看着石缝中新生的麻黄，想起自己年轻时试药的场景，笑了。他知道，自己的木牍或许会朽烂，但刻在《神农本草经》里的文字，会像这麻黄的根须，深深扎进后世医学的土壤里。
第五章：经成传世，薪火初燃
《神农本草经》成书后，在民间与医家手中悄悄流传。有个叫淳于意的医者（后世称仓公），在其“诊籍”中记载了一个病例：齐国有个侍中，患“伤寒无汗，咳而胸痛”，淳于意用“麻黄汤”（此时尚未定名，实为麻黄配伍生姜、甘草）治之，“汗出而愈”，他在病例后注：“此法本于《神农本草经》‘麻黄发表出汗、止咳逆’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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