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江东大举来袭，荆州众将皆畏惧周瑜，不敢出征，只有刘磐请缨为将。
刘表任命刘磐为主帅，统领荆州军夺回江夏，蔡瑁等人虽心有不甘，却不敢在此刻公然与刘磐作对。
一来，江东已兵临城下，江夏失守，兵锋已直接威胁荆州腹地。
若此时因内部争斗延误战机，导致战火烧到了荆州腹地，他们不仅无法向刘表交代，更会失去荆州士族的支持。
四大家族的根基在荆州，若荆州沦陷，他们的利益亦将化为泡影，这种“唇亡齿寒”的道理，蔡瑁等人比谁都清楚。
二来，刘表此次任命刘磐，明面上是用人之际，唯才是举，实则也暗含对四大家族的制衡之意。
此前蔡瑁、蒯越等人主导的过江伐吴之战惨败，已让刘表对他们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刘表只是无心争霸天下，不代表他不想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份基业。
如今就凭蔡瑁等人的表现，在这乱世之中，自己的儿子要是有他们辅佐，早晚会被人吃干抹净。
如今刘磐主动请战，刘表顺势将兵权交予他，既是对刘磐的信任，也是想趁机培养刘磐，好为自己儿子的将来，留下一个可用之人。
四大家族在荆州势力庞大、根基稳固，想要坐稳荆州之主，手下就必须有能抗衡四大家族的人，否则也只是别人手中的傀儡。
正好趁此机会，收回蔡瑁等人手里的军权，交给刘磐，将来自己百年以后，有人能够制衡四大家族。
蔡瑁等人深知刘表虽仁厚，却也绝非毫无城府，若此刻仍执意排挤刘磐，甚至暗中作梗，一旦被刘表察觉，恐会引发刘表的不满，反而动摇自身地位。
三来，刘磐此次出征，并非孤立无援。
刘表虽未明说，却暗中授意蒯良辅佐刘磐制定方略。
蒯良与弟弟蒯越同属荆州四大家族，却不像其余两家那般完全依附蔡瑁。
他们更看重荆州的整体利益，毕竟一个完好无损的荆州，将来才能卖一个好价钱。
要是荆州被江东抢走了，或者残破不堪，只怕别人看不上眼，不肯出价。
此次辅佐刘磐，既是遵刘表之命，也是希望能早日击退江东，稳定荆州局势。
同时，文聘等将领虽因新败心怀愧疚，却也不愿看到荆州陷入内乱，纷纷表示愿听从刘磐调遣，这让蔡瑁等人不敢轻举妄动。若他们强行阻挠，只会引发军中不满，甚至可能激化矛盾，导致军心涣散。
是以，在刘表下旨后的几日里，蔡瑁等人虽私下仍对刘磐冷嘲热讽，却未敢做出实质性的掣肘之举。
蔡瑁在交接兵权时，除未将水师交给刘磐外，荆州其余的马步军，尽皆交给了刘磐。
刘磐也知道，水师乃是蔡家在荆州的立足之本，自然不会交给外人。好在此次与周瑜交手，目的是为了夺回江夏，攻城拔寨的，水师也没有什么大的用武之地。
张允则在刘磐询问军情时，虽言语敷衍，却也大致交代了江夏守军的布防情况。蒯越虽未主动协助刘磐，却也未像此前那般隐瞒军情。
刘磐对此心知肚明，却也不愿在战前与蔡瑁等人计较。
他知道这次出征江夏，不但关乎荆州的安危，更关乎刘琦一派的未来，若能夺回江夏，不仅能稳固自身地位，更能为刘琦积累声望。
若战败，则不仅自己会被蔡瑁等人借机打压，刘琦的继承人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是以，刘磐一面加紧整训军队，与蒯良、文聘商议进军方略。
一面刻意避开与蔡瑁等人的冲突，专注于备战事宜，只待大军集结完毕，便挥师东进，试图一举夺回江夏，扭转荆州的被动局面。
荆州军两度兵败江夏后，军中到处弥漫着一股低迷之气。
士兵或因连日征战疲惫不堪，或因屡战屡败心生畏惧，即便是将领层面，也多带着怯战、避战的心态，军心涣散、士气全无的弊端暴露无遗。
刘磐虽主动请缨出征，却也深知自己并非孙武、白起那般，能凭一己之力扭转军心的绝世名将，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重塑军队的斗志与凝聚力。
如此一来，荆州军的集结进程变得格外缓慢。
负责征召士兵的官吏消极怠工，往往延误期限。
各地驻军奉命前往襄阳会合时，也多拖拖拉拉，行军速度远不及平日。
军械库的工匠们修复破损甲胄、打造新兵器时，亦缺乏效率，导致军备补充迟迟无法到位。
面对这般景象，荆州众将却不以为意，甚至私下里互相宽慰：“江东军虽夺了江夏，却也打了几场硬仗，损失定然不小，此刻必然人困马乏，哪有精力继续进攻？”
在他们看来，江东此前占据江夏后，始终只是固守城池，并未向荆州腹地推进，可见其短时间内，并无侵吞荆州的实力。
如今江东军刚经历了三场恶战，即便取胜，自身也需时间休整，绝不可能立刻发动新的攻势。
基于这种判断，荆州众将普遍认为，己方有充足的时间筹备军械粮草、整合军队，待军心士气逐渐恢复后，再从容出兵夺回江夏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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