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史书或是后人怎样评价这位了翁先生。不过可以负责任的说，了翁的《尊尧集》却是引发了元丰、元佑两党于徽宗朝再次争斗的一根导火索。
于是乎，留在“政和初春”的“崇宁残雪”再心入。
于是乎，便又是一个“自此浮沉不由人”。朝中两党又将那“知性相杀，薪火不断”之事重来。
然，如此势均力敌的争斗，却是给了吕维这帮人一个天大的时机。却又让吕维一个扼腕叹息。
自家这一手“德洪冒籍讪谤”阴损还未使出，那天觉相，就已经在两党第一波次的争斗中倒下了。
天觉相虽为人中刚，但是，让他处理通货膨胀这等，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着实有些难为他了。
倒不是这张商英无能，北宋的整个政府本身，对于处理这种复杂的经济情况的经验，却不能说是不足。那叫压根就没有啊！
咱们改革的初期，还有美国这块石头可以摸着过河。
北宋那会？美国？整个欧洲还不知道在哪里转筋呢。
那就摸着石头过河呗！
别闹了，那会我们就是那块河里的石头！整个世界都在等着摸着我们过河呢！
然，更要命的是，但凡有点经验的都被干掉了，比如说蔡京。
咦？怎么说蔡京精于此道？
倒不是他精于此道。而是这位三朝元老一直在从事这件事。拆东墙补西墙经验比较多罢了。基本还能让政府不至于丧失经济的把控能力。
北宋的那场经济危机，源于“准备金”不足而导致货币超发。并且到哲宗朝后期，也就不要什么准备金了，直接发行算了，反正准备金老是不够用。
到了徽宗朝，崇宁年的货币改革，将“交子”改为“钱引”的同时，有用《募役法》让富户出钱，全国性的搞大基建来盘活经济，然却只是一个稍微暂解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然，蔡京杭州居住后，交子又是一个“不蓄本钱”的大规模的超发。至大观四年便是一个“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可笑吗？不可笑。没经验罢了。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这样，我们现代人看来既可笑的又愚蠢的作死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也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必由之路。
毕竟，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行。
雷，总得有人去踩的。
这经济危机麽，说起来倒是简单。
比如说一个封闭性的社会，有一百人来说。
假设，这个一百人社会所创造出来物资也是完全够一百人用的。而且，资源分配也是平均的。
每个人都有百分之十。这样就能达到一定的社会基本平衡和稳定。
但是，现在这一百人中的一个人就占有了全部资源的百分之九十，那么剩下的就九十九个人，也只能分到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十。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现象，整个社会的资源、货币只有那么多。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消费能力再强，也不可能替代其他人的消费力，因为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力是不能划等号的。
消费能力是我有这样的能力，消不消费看我自己的意愿。消费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被迫的，关乎生存的刚需。
但是，一个社会的消费趋势，往往是向高附加的值商品趋近。也就是向消费能力趋近。
而对于生活必需品的低附加值的刚需，他们的消费力也就是和原来的差不多。
这就造成了低附加值刚需商品的消费力不足，高附加值的商品生产过剩。
而那些手头只有百分之几财富的九十九个人，由于消费力不足，又买不起那些低附加值的刚需产品的话，那就会造成整个社会产能过剩而整体的消费力下降。
社会消费力整体下降又会造成新一轮的生产力过剩。
这样的话，也就造成了这个小社会整体的冗余财富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看似富足，内里却是整体社会的积贫积弱。
也就是钱确实很多，但是，有钱的因为消费力，钱多的没地方花。
没钱的又几经努力却依旧挣不到钱，从而产生绝望性的躺平，进入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低消费。这样的话自然也没钱去消费。
如此，便是进入了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差距，而且，一旦形成，这种差距会逐渐拉大，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这只是一个乐观的、简单的理想状态下的假设。实际情况，要比这一百来人的封闭社会要复杂得多。
这种复杂情况对于改革派的元风党而言，也是有经验应对的。比如说，王安石的《募役法》。
《募役法》说白了，就跟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差不多。朝廷派下徭役，穷人出力富人出钱。出钱的可通过雇佣穷人来免除徭役。
蔡京也有他的经验：扩大政府性投资行为，利用王安石留下的《募役法》继续从富户身上抠钱！
抠出来的钱拿来进行大基建。雇佣贫民，去兴修水利、挖运河、办官学、修驿道、资助居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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