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年）五月二十日，唐军开始组织总攻，辰时，唐军三百架改良蹶张弩齐射，特制"燕尾链箭"穿透城楼木盾，箭尾铁链系火油棉团，瞬间引燃城头战棚。巳时，工兵以"吕公车"（移动盾车）掩护至城下，用"洛阳铲"雏形工具探测墙体薄弱点，集中轰击隋大业年间修补的西南角夯土层。午时，城南盐堡告破，李世民采纳段志玄建议，驱赶溃兵冲击主城门，引发城内守军误判自相残杀。到了未时，尉迟敬德率死士从水门突围，遭秦琼埋伏，其标志性马槊被斩断。
尉迟敬德面对秦王李世民大军压境被迫撤军，不久便举兵投降唐朝。吕氏残部孤立无援，最终被李世民率军攻破，之后渡河投靠王世充，成为武德四年洛阳围城战的顽固力量。
当日，夏县城墙在唐军的飞石火攻中轰然崩塌，秦王李世民策马立于焦土之上，下达了令后世史家争论千年的屠城令。这座承载着河东盐业命脉的古城，在三日血洗中化作人间炼狱，《旧唐书》以寥寥"屠之"二字记载的惨剧，实则是唐初军事政治生态的残酷缩影。
当我们拨开史册的迷雾，会发现这场屠城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串联着李唐崛起之路的血色链条，更折射出权力书写对历史真相的扭曲。
夏县屠城远非唐军首次大规模杀戮。早在武德元年（618）浅水原之战中，李世民击败西秦霸王薛举后，就曾坑杀降卒八千余人，《资治通鉴》载"收其精兵，余众悉坑之"。
这种残酷手段的背后，是李唐政权对关中周边军阀的威慑策略，通过极端暴力摧毁地方抵抗意志，震慑潜在叛乱。但薛举之子薛仁杲次年复叛，印证了单纯杀戮无法根除反抗，这也为两年后的夏县惨剧埋下了伏笔。
在唐军攻打夏县之前，河东战场在武德三年已成死局，刘武周部将宋金刚突破雀鼠谷，吕崇茂据夏县切断唐军粮道，尉迟敬德精骑游弋袭扰，唐军陷入三面受敌之境。
李渊之后派遣永安王李孝基东征惨败，被俘将领中更爆出独孤怀恩谋反丑闻，朝野震动。在这种危机下，李世民选择以夏县为突破口，既是为扭转战局，更是为重塑军事权威，因此前他在柏壁与宋金刚对峙半年无功，急需一场标志性胜利。
夏县城破时，唐军展现出系统化的屠城计划。据推论，实际执行屠城任务的是宇文颖部，而李世民在破城后，则迅速返回长安受封，九日内竟完成五百里行军，这种速度已印证其可能在攻打夏县之前，便已提前部署了屠城方案，其迅速离开亦是为规避屠城元凶的责任。
此次屠城事件的血腥细节在史籍记载中若隐若现，当吕崇茂卫队的最后防线被彻底击溃后，唐军对战俘的集体处决，与当年"胜兵者悉斩之"的诏令形成互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在屠城之际特意保全了城南盐池管理机构，待战事甫定便急遣盐铁使接管运营。这种对战略资源的有意识控制，深刻揭示了封建战争中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互为表里的本质特征。正如李世民在战前动员时所说："夏县之盐，当为大唐血脉。"这种将暴力与经济利益捆绑的策略，成为贞观年间边疆政策的雏形。
关于屠城令的归属，史笔之争构成了权力书写的经典案例。后世史家将责任归咎李渊，记载其言作为推论，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後患。"
有史学家对此提出尖锐质疑，指出了赦令存在明显破绽。李渊在赦免河东周边四州时，唯独未赦夏县所属的蒲州总管府辖区。这种政策断裂现象与武德初年"绥抚四方"的治国方略存在根本矛盾，所谓"刻骨仇恨说"实难成立。现代研究通过行军日志复原发现，李世民部自破城至返抵长安仅耗时九日，携带辎重的凯旋之师根本无法完成如此高强度的屠杀作业，实际执行者更可能是李渊直属的军事集团。而且，武德四年御史台"秦王部曲滥杀"的弹劾文书，恰成为判定李世民军事集团责任归属的关键佐证。
不管后世对此段历史怎样争论，这场屠杀实则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幸存的吕氏残部渡河投奔王世充，成为日后唐军洛阳围城战中最顽固的抵抗力量；尉迟敬德因参与夏县守卫战，降唐后始终遭受猜忌；更关键的是，暴力威慑被制度化为唐初边疆政策，贞观四年李靖灭东突厥时"男子皆斩"的记载，正是夏县模式的延续。
当今日夏县禹王城遗址那些带着刀痕的唐代墙砖展现在后世面前时，历史的慨叹犹在耳畔："太宗之烈，半由仁德，半由屠刀。"而埋藏在历史缝隙中的权力博弈，终究在玄武门之变后完成了最后的叙事重构，那些沾满鲜血的决策被悄然转移给退位的高祖李渊，而唐太宗李世民的仁君形象则在史官的笔墨中愈发璀璨。
五月二十九日，李世民率亲卫返回长安城。当日清晨，当秦王的仪仗出现在长安春明门时，朱雀大街两侧的欢呼声里暗藏着战栗。百姓们看见凯旋队伍中满载盐包的骡车，却看不见盐袋缝隙渗出的暗红结晶；百官听见礼部宣读"加授秦王十二卫大将军"的封赏，却听不见夏县地牢里尚未咽气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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