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东都洛阳，杨侗政权正在谋求稳固和扩张。对于东都而言，将政治影响扩大到江淮地区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杜伏威所领导的势力在这一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若能将其纳入麾下，对杨侗政权的稳固和扩张无疑具有极大的助力。
杨侗敏锐地察觉到了杜伏威归附的潜在价值，迅速做出了回应。他欣然同意了杜伏威的归附，并授予其东道大总管的职位，封其为楚王，给予了杜伏威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尊荣。
从战略的层面考量，杜伏威选择投靠东都政权的决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政权的选择对于势力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东都洛阳的杨侗政权相对于宇文化及的叛乱政权而言，更具正统性。这意味着能够为其提供更大的政治资本，使其在众多势力中更具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东都政权也更有可能为其提供雄厚的军事支持，助力他在江淮地区的扩张和发展。
杜伏威在这一系列的政治抉择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眼光和灵活的策略，为其势力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与此同时，沈法兴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在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后欲北归关中时，沈法兴以讨伐宇文化及为名起兵，从东阳出发，迅速攻下余杭、毗陵等郡县，拥有精兵六万，自称江南道总管，割据江东，断了宇文化及的后路。
到了八月，沈法兴认为自己世居南方，家族世代都是郡中有声望的大姓，便以替隋炀帝报仇为名，向越王杨侗上表称臣，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设置百官。
“大司马”乃三公之一，掌管军事，是朝廷中至关重要的职位；“录尚书事”意味着可以总揽朝政，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天门公”则是给予他的封号，彰显其尊贵的地位。
沈法兴此举，实则是想要效仿古代权臣，承皇帝旨意设置百官，以此来掌控实际的权力。
在沈法兴的安排下，一系列官员被任命。陈杲仁被任命为司徒，司徒在古代官职体系中地位极高，主要负责协助皇帝治理国家，掌管土地、人民等重要事务；孙士汉被任命为司空，司空负责工程建设、水利等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蒋元超被任命为左仆射，左仆射在朝廷中负责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之一；殷芊被任命为左丞，左丞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纠察不法行为；徐令言被任命为右丞，与左丞共同履行监察职责；刘子翼被任命为选部侍郎，选部侍郎负责官员的选拔任用，掌握着朝廷官员的进退升迁；李百药被任命为府掾，府掾则是协助长官处理府中事务的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李百药乃是李德林之子。李德林在隋朝初期便是知名的文人，曾参与诸多重要文献的编撰，其家族在当时也颇具声望。
在这一系列人事任免的背后，是各方势力对于权力的争夺和对局势的博弈。东都洛阳，这座曾经繁华的都城，在这股汹涌的历史洪流中，见证着各方势力的起伏与兴衰，而未来的走向，依旧充满了未知。
进入九月，当时的局势愈发动荡不安，各地纷纷出现变数。在这一时期，隋朝邢州通守陈君宾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投降唐朝。
隋朝邢州是现今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市地处河北省南部，太行山脉南段东麓，华北平原西部边缘。东以卫运河为界与山东省相望，西依太行山和山西省毗邻，南与邯郸市相连，北及东北分别与石家庄市、衡水市接壤。上古时期，轩辕黄帝曾躬耕于邢台干言岗，《诗经·国风》记曰：“出宿于干,饮饯于言”。商代祖乙九年迁都于邢，历五王为商都138年之久，被国家定名为商代邢墟遗址。周代周成王四年（前1060年）封周公旦第四子姬苴于邢国，是周朝53个姬姓封国之一。秦汉时期邢台属巨鹿郡，曾为赵国和常山国之都。宋元明清，邢台为顺德府，元代，邢台是忽必烈的“试验田”，他在此进行治国实验，取得成功。
邢台市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包括邢台古城、天河山、崆山白云洞等。邢台古城是黄河以北地区建城最早的第一古城，拥有3500年建城史。
陈君宾作为隋朝的地方官员，深知隋朝大势已去，为了顺应时势，保全一方百姓，他果断地选择了归降唐朝。
唐高祖李渊对于陈君宾的投降予以了积极的回应，鉴于他在地方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才能和经验，便任命他为邢州刺史。邢州作为当时的重要地区，李渊任命陈君宾为刺史，既是对他的一种信任，也是希望他能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为唐朝稳定地方局势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陈君宾出身于南朝陈朝的皇族，是鄱阳王陈伯山的儿子。鄱阳王陈伯山（字静之），是南朝陈文帝陈蒨的第三子。他以其宽厚的性格和优美的风度仪表着称，深受陈后主的敬重，并在陈朝末年的政治和礼仪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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