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的始毕可汗听说高祖李渊建立唐国成了皇帝，于是派遣骨咄禄特勒前来长安，李渊按照最高礼仪在太极殿设宴款待他，并演奏九部乐。
隋朝初期，隋文帝杨坚制定了包括《国伎》、《清商伎》等在内的七部乐。隋炀帝杨广时期，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形成了九部乐。这一时期的乐舞主要是为了展示国家的强大和文化的多样性。
唐朝时期继承了隋朝的九部乐，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高昌乐》，形成了十部乐。这些乐部包括《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和《高昌乐》。其中，《燕乐》是唐朝宫廷音乐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它是一种歌舞音乐，具体形式包括声乐、器乐、舞蹈、百戏等，声情并茂，绚丽缤纷，集中代表了唐代燕乐的最高艺术水平。
九部乐（包括后来的十部乐）在唐朝的政治和礼仪中占有重要地位，用于宴飨群臣、礼宴外宾等重要场合，体现了唐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些乐部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舞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展现了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文化最繁荣国家的地位。
唐朝的乐舞不仅限于宫廷，也在社会各层中广泛传播和表演，反映了音乐舞蹈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和重要性。隋唐时期的乐舞对后世中国的音乐舞蹈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虽然唐朝实际上发展出了十部乐，但隋唐时期的乐舞无疑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展现了古代中国在音乐舞蹈领域的卓越成就。
始毕可汗在李渊忙着上位的同时，也没闲着，他通过分化操纵中原，利用政治册封政策来削弱对手，增强自己的势力。他率领突厥军队多次南下侵扰隋朝边境，通过军事行动扩大东突厥的疆域和控制范围。与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建立联盟，如刘武周、梁师都等，这些势力称臣于突厥，从而增强了东突厥的力量。在始毕可汗的领导下，东突厥的势力范围达到了顶峰，涵盖了从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之间的整个蒙古高原及附近地区，成为北方的强国。
当时，因避战乱而迁徙到突厥的隋朝百姓很多，突厥因此变得强盛，东起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等各国，都臣服于它，拥有控弦之士（擅长骑射的战士）超过一百多万。太宗因初创基业，曾借助突厥的兵马，前后馈赠的财物不可胜数。然而，突厥却因此恃功而骄横，每当派遣使者来到长安，常常行为蛮横，但高祖李渊也总是宽容对待他们。这一情节在众多有关唐朝的书籍或影视剧中都有体现。
始毕可汗的一生都在发动战争和政治斗争，他的行动不仅塑造了突厥汗国的命运，也对唐朝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突厥使臣骨咄禄特勒在长安城吃喝玩乐好不潇洒，挥霍了几日后，得了唐朝的丰厚利好之后，高兴而归。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确保法律的统一和适用，唐高祖李渊命令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着手修订法律条文，完善法律体系，并要求他们实行教育改革，广揽人才，培育国家发展的下一代。
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立即着手实施，一点都没敢耽搁。他们以隋朝的《开皇律》为蓝本，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开始了唐代法律体系的构建工作。这一时期修订的法律主要包括《武德律》等法律条文。
《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代的首部法典。它继承了隋朝《开皇律》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同时根据唐朝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律文部分主要包括刑事、民事、诉讼等方面的规定，确保法律的全面性和实用性。《武德律》不仅是一部法律文本，也是唐朝法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展现了唐朝在法制建设上的成就。
在裴寂和刘文静的主持下，唐初又设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国子学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初设时学额为300人，配备教师24人。
国子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旨在培养贵族子弟，官品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方能入学。国子学的创立是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受教育特权的愿望，标志着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化更明显。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与庶族地主对立在教育上的反映。国子学不仅承担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也是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
从西晋到南北朝，再到隋唐，国子学的名称和制度有所变化，如在北齐更名为国子寺，隋炀帝时改为国子监。宋代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也是教育管理机构，明清时期仅设国子监，成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
唐代的国子学是专门培训皇族和朝廷官员后代的高等学府。然而，这些高等学府，寒门学子想要进去就读，那是白日做梦，因为，这取决于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高度等级性和阶级性。教育资源被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普通百姓很难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种教育制度不仅限制了社会流动，也是封建社会阶级固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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