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国栋，街坊都叫我老陈。开了二十年公交，方向盘摸得比自家老婆的手还熟。B17路，从城东工业区到西郊新村，我跑了整整八年，每天三趟，风雨无阻。可自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像被谁从中间撕开了一道口子，再也缝不回去。
事情出在七月初七。那天夜里下着细雨，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像一根根伸向地底的手指。我照常驾驶B17驶过跨江大桥，收班前最后一趟。车里人不多，四个乘客安静地坐着——戴耳机的年轻人，穿米色风衣的女人，后排打盹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个……林小雨。
我记得她。扎着马尾，穿着校服，背着粉色书包，上车时冲我笑了笑：“叔叔，到西郊新村下。”我点头，她就坐到了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可现在翻遍事故报告、监控录像、乘客名单，没人承认见过她。
没人。
除了我。
赵慧芬，林小雨的母亲，连续七天来医院找我。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像一具被抽空了魂的纸人。每次见到我，她就扑上来抓我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肉里：“我女儿每天坐B17回家！那天她给我发了条消息——‘妈，车上有股怪味，像烧纸……’然后就没音讯了！”
她说这话时，声音像是从井底爬出来的，带着潮湿的寒气。我看着她，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条消息，我后来查过，确实存在。发送时间是晚上11:47，信号源定位在跨江大桥中段。可三分钟后，手机信号就断了，最后定格在桥中央的护栏边。
警方调取了车站监控。画面清晰得让人发毛——当晚B17进站，车门开启，四人上车，关门，驶离。没有林小雨。她没上车。
可我明明看见她。
我清楚记得她坐下的姿势，右腿微微蜷着，左手搭在窗框上，指尖还沾着一点粉笔灰。我记得她低头看手机时刘海垂下来的样子，记得她轻轻哼的那首歌，是周华健的《花心》。我还记得……那股味道。
那股“像烧纸”的味道。
起初我以为是桥下有人烧纸钱，毕竟那晚是七月半的前夜。可那气味越来越浓，带着焦糊和腐甜，像是纸灰混着血滴在火上。我忍不住回头，看见林小雨皱着眉，捂住口鼻。她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好像在说：“叔叔，这味儿不对。”
然后，就是刹车失灵。
我至今记得踩下刹车那一刻的手感——空的，像踩进一团棉花。方向盘猛地一抖，车头偏转，撞上护栏。玻璃碎裂声、金属摩擦声、尖叫声混成一片。等我醒来，已经在医院，头上缠着绷带，耳边是护士低声议论：“……万幸，只伤了司机，其他人都没事。”
其他人都没事。
医护人员从车上抬出四人：司机——也就是我；戴耳机青年，耳朵流血，昏迷不醒；风衣女人，手臂骨折；中年男人，轻微脑震荡。四个人，不多不少。
没有女孩。
我问医生，问警察，问每一个能问的人：“还有一个女孩，坐后排的，穿校服的那个呢？”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
可我知道她存在过。
因为从那天起，我的手机每晚十二点整，都会收到一条语音消息。发件人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为空。点开后，是女孩断续的哭声，颤抖、微弱，像是从很深的地底传来。背景里，有公交车报站的电子音，冰冷而机械：
“下一站，黄泉路……请……请让一让……”
第一次听到时，我浑身汗毛倒竖，手机差点摔在地上。我以为是恶作剧，立刻拉黑号码。可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声音，又来了。我换了手机卡，换了手机，甚至把手机关机。可每到午夜，那台关机的旧手机就会自动开机，屏幕亮起，语音自动播放。
我试过砸掉它，可第二天它又完好无损地躺在床头柜上，像从未被破坏过。
我开始失眠。整夜睁着眼，盯着天花板，耳边回荡着那句“黄泉路”。我查了全市的公交线路，没有“黄泉路”这一站。地图上也没有，导航里更没有。可那声音太真实了，真实得让我怀疑，是不是我开的这些车，错过了某一条隐藏的路线。
我翻出B17的行车记录仪数据。事故前的最后十分钟，画面正常。司机视角，后视镜，车厢监控，一切如常。可当我把时间轴拉到事故发生前两分钟，画面突然出现了一帧异常。
那一帧只有0.3秒。
在车厢监控的右下角，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原本空着的座位上，闪过一道影子——一个穿校服的女孩，低头看着手机，刘海垂下，指尖沾着粉笔灰。
就是她。
我反复放大那一帧，心跳如鼓。可当我再回放，那帧画面却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
我开始去图书馆查资料，翻老城区的旧地图。终于，在一本1983年的市政档案里，我发现了一条被废弃的公交线路：B17支线。它曾连接西郊火葬场与老城区，终点站名为“黄泉路”。七十年代末因事故频发被取消，连站牌都被铲除，只在一些老人口中留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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