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份质朴而滚烫的感激，郑建国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想把手抽回来，却被老张握得更紧。他摆了摆另一只手，诚恳地说：“老张，快别这么说。说到底，这都是你们自己应得的。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分内的工作，确保规则是公平的。真正上场去选、去决断的，还是你们自己。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老张摇着头，眼眶有些发红，声音都带了些哽咽：“分内的工作我们见得多了，但像您这样真心实意把我们的事当自己事办的，我们是头一回见！”
说完，他松开手，郑重地退后一步，对着郑建国，深深地鞠下了一个九十度的躬。他身后的那几个工人，也一言不发，像得到了无声的指令，整齐划一地，深深地弯下了他们常年为生计所累、早已不再挺拔的腰。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贵重的礼物，只有这几个劳动人民最实在、最厚重的敬意。那一瞬间，整个嘈杂的大厅仿佛都静音了，郑建国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胸口直冲头顶。他心里猛地一颤，连忙上前去扶：“哎，老张！使不得，使不得！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他将他们一一扶起，看着他们真诚的脸，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混杂着感动、酸楚和一种难以言喻的价值感。他拍了拍老张的肩膀，郑重地说道：“心意我领了。比起这个，我更高兴的是看到大家能有个安稳的新家。回去红红火火，早日搬进去，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比什么都强。”
目送着工人们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离去，他们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下被拉得长长的，谈笑声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具体规划——“你家准备咋装修？”“我得先去看看娃的学校”……那声音渐渐远去，最后融入了城市的喧嚣。
郑建国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里，带着一整天的疲惫，却吐出了压在心头数月的重负。他觉得，这件事，在他这里，总算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然而，圆满的句号往往只属于故事，生活却是一本永远写不完的连续剧。
回到办公室时，天色已经擦黑。同事们大多已经下班，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他办公桌上那盏孤灯，散发着一圈温和而疲惫的光晕。老张那声嘶力竭的感谢，工人们那九十度的鞠躬，依然像烙印一样刻在他的脑海里，让他的心脏到现在还感觉温热。这种纯粹的、来自民间的认可，比任何一份红头文件上的表扬都来得厚重。
他没有急着坐下，而是先去洗手间，用冰凉的自来水浸湿了毛巾，重重地敷在脸上。冰冷的触感让他因激动而有些发热的头脑瞬间清醒下来。毛巾拿开时，镜子里的男人双眼布满血丝，却眼神明亮。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心里第一次如此确切地感受到，这份看似枯燥的工作，原来真的可以和“价值”二字挂钩。
带着这份余温尚存的满足感，郑建国回到座位。桌角还堆着一摞今天必须处理完的文件，其中最厚的一本，是城中村改造项目第一批补偿人员的核对名单，明天一早就要上报。他泡了一杯浓茶，茶叶在滚水中翻腾，就像他今天下午的心情。他想，快点处理完这些，也算是为另一批群众办了件实事。
他拧开台灯，逐页翻阅起来。名单是用电脑打印的，一排排宋体字，冰冷而整齐。起初，他的心情是轻松的，指尖划过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脑海里却浮现出老张他们那一张张生动的脸。可翻到后面，当看到一个名为“李家村”上报的名单时，他的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这是一种长期跟文字和表格打交道后形成的、近乎直觉的警惕。
一个叫“王建军”的名字，在第三页出现了一次，关联的是一处宅基地补偿。可到了第七页，另一个“王建军”又出现了，这次关联的却是一片果园的青苗补偿。两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后四位不同，但住址却登记在同一个门牌号下。这或许是重名，在农村很常见。郑建国心里想着，用笔在旁边轻轻画了个问号，继续往下看。
然而，几分钟后，“张秀英”这个名字的出现，让他心中的警铃彻底响了起来。同样的情况，两个“张秀英”，身份证号不同，却都指向了李家村同一条巷子里的相邻院落。巧合一次是偶然，接二连三地出现，就必然有问题。
那份刚刚获得的、热腾腾的成就感，像是被这几个冰冷的、可疑的名字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刚才还在为规则的公正而欣慰，转眼间，就看到了规则可能被蛀蚀的蚁穴。一股莫名的烦躁和怒火，从心底缓缓升起。他想起了下午那个因为摇到一楼而满脸失望的汉子李卫国，他认命地接受了规则；想起了那个拿到好房子就泣不成声的寡妇张桂芬，她对规则充满了感激。
而现在，这份名单上，可能就藏着一些企图利用规则漏洞，去窃取本该属于更多“李卫国”和“张桂芬”们的利益的硕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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