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通知他来一趟，我当面和他聊聊。”赵山娃不假思索地吩咐道。
姚新京却连连摆手，脸上带着点无奈道：
“通知他？他也不会来的。你是不知道，他那个人，性子像个娘们似的，做事磨磨唧唧的，一点都不像个爷们样。平时就爱钻在技术室里，摆弄那些布料和纸样。现在正闹情绪呢，没个准主意：一会儿想调走；一会儿想停薪留职，自己单干；厂子放假一年多了，不知道他现在干啥呢？他不认识你，哪肯来厂见你啊？”
山娃闻言，沉默了许久，心想：技术科长这个位置太关键了，服装厂要想接订单、起死回生，缺了靠谱的技术人员，就是纸上谈兵。刘东义的技术是实打实的，没人能替代。可他闹情绪，不肯来，这可怎么办？
他指尖轻轻叩着桌面，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过了半晌，他抬头看向姚新京，语气里带着点急切问道：
“姚科长！那你说该怎么办？这技术科长的位置，非他不可，可他又闹情绪，不见得干不干？叫他又不肯来，你给我出个主意，咋办？”
姚新京皱着眉，想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试探地说：
“赵厂长！我说了，你可别不爱听，怪罪于我呀？”
“不会不会！有话你就直说，我不会埋怨你，更不会怪罪你的”山娃表态说道。
“除非……除非，咱们去他家找他。当面和他谈谈，听听他心里到底憋着什么气？现在厂里是非常时期，要想尽快恢复生产，只能礼贤下士，主动去登门拜访了。
这显着你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有技术的人，觉得自己有资本，就不怕以权压人的人，他也一样，不吃那一套，要是你大度点，在职务待遇上，再增加点报酬，他不会不干的，俗话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
“嗯！”赵厂长眼睛一亮，猛地一拍大腿，觉得姚新京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连忙追问道：
“那你知道他家在哪吗？我跟你一起去，当面和他聊聊。”
“知道知道！”姚新京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几分笑意，他瞟了一眼赵山娃，语气轻松了些，继续介绍说：
“他家就在县一中的家属院里，离咱们厂不远，骑车过去，十多分钟就到。”
“那好！”山娃当即站起身，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麻利地穿在身上，着急地对他说：
“走！事不迟疑，咱俩现在就骑自行车过去，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姚新京应了一声，跟着赵山娃走出了办公室。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服装厂的大门外。街上的自行车，铃声“叮铃铃”地响着，混着远处传来的叫卖声，还有路过“嗡嗡”的汽车声，谱成了一曲九十年代县城独有的乐章。
寒冬下午的阳光，透过兴隆县一中校门口、那排老杨树的枝条，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风一吹，枝条“簌簌”作响，像是谁在低声诉说着经年往事。。。
赵山娃——如今厂里人都喊他赵厂长——站在熟悉又陌生的校门口，脚步像是被钉在了原地。红砖围墙被岁月浸得有些发暗，墙角蔓延的爬山虎依旧枯叶萎黄，恍惚间，竟与十多年前那个冬日里的景象重叠。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如决堤的洪水，汹涌得让人猝不及防。他睹物思情，回忆起了自己在县一中复习高考的时光，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1979年的深冬，刚下过白皑皑的大雪，兴隆县的山城被银装素裹，北方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卷着雪沫子，刺得人睁不开眼。
山娃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怀里揣着兴隆县水建队，开的入校复习考学《介绍信》，指尖被冻得发僵，却死死攥着那张薄薄的信函，仿佛那是他全部的希望。
他回想起了，父亲赵明在大东北工作，用毛笔蘸着蓝墨水，在信纸上重重写下：
“如果不去兴隆县一中复习考学，就断绝家里的经济供养，断绝父子关系！！！……父示。”
他那时还在兴隆县水建队出民工，修建老虎沟水库，偶然机会，被抽到指挥部施工处当了施工统计。全国恢复高考，前两年连续高考失败，到了1979年1月份之前，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封来信，催他想办法再去学校复习考学，父亲的执念，像山一样压着他，容不得他半点抗拒，给他下了死命令。
兴隆县一中的校门，在冬日里显得格外肃穆，铁管焊接的铁大门，就像一座封闭监牢狱的大门，阴森森的可怕。山娃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鼓足勇气，通过门卫登记，好说歹说去见校长，才放他走了进去。巧遇教导处陈主任，引领他找到了周校长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暖气片烧得烫手，暖意融融，与外面严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山娃双手捧着介绍信递过去，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向他央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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