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士，手牵着手，穿过窄窄的麻石条铺的小巷子。小巷子的两旁，全是金黄色油漆刷过的店铺，店铺的梁托上，挂着长圆形的红色的灯笼。
古巷子里，走路的人，穿长袍马褂、穿西装、穿旗袍的汉人，穿苗族、壮族、土家族服装的少数民族，脚步很轻，轻到低于淀浦河的桨声，低于江南第一茶楼的古琴声；买卖贷物的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甚至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势，仿佛，语言是多余的负担。
羽涅和珍妮特，急着赶去教堂。
羽涅的父亲，海榄先生，在教堂里作祷告。
教堂的门楼，规模不大，两旁是半圆顶的落地窗，中间的大门，亦是半圆形的上顶。一楼和二楼，米黄色的主调，间缀着浅红色的线条。
大门的上方，才有三楼和四楼，却是以白色为主调。
三楼的正前方，没有窗户，是一组浮雕，一个耶稣像。四楼的顶部，竖着一个硕大的十字架。
海榄先生走出教堂，看到女儿羽涅和珍妮特，像个弥勒佛，笑呵呵说：“我们吃上海菜去。”
海榄先生点了一个八宝鸭，一个水晶虾仁，一个红烧鮰鱼，一个上海白斩鸡，一个素蟹粉。海榄先生说：“珍妮特，你喜欢吃什么？再点几个菜。”
“珍妮特，我问你，去年上半年，你在澧州府的桂花山教堂，不是把党参，当作一个危重病人，关押着吗？”
珍妮特说：“是的，是的。当时，党参先生，和一位叫瞿麦的先生，得的是烈性传染病，霍乱。”
“谢谢你，珍妮特，是你救了党参和瞿麦的命。他们两个人，是怎么离开的？后来去了哪里？”
“党参和我说过，他和瞿麦，瞿麦的哥哥，还有其他两个人，来澧州府，是来扮禾佬的。”
“扮禾佬？”羽涅问父亲海榄：“爸爸，扮禾佬是个什么职业？”
海榄说：“就是帮地主，收割粮食的农民。”
羽涅几乎失声叫道：“可怜的党参！一个有大好才华的青年人，怎么会沦为一个扮禾佬？我一万个想不到！”
“党参先生和那个瞿麦先生，可能是他们的同伴，得了同样的病，才急着逃出了桂花山教堂。”珍妮特说：“他们逃走时，还把我们教堂里的拉比打伤了。至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想不到，党参这么粗鲁。”羽涅说。
“羽涅，我的宝贝，你不理解党参当时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海榄说：“我们中国人，讲究的血性两个字。如果连自己的亲兄弟，家乡的朋友，都坐视不救的话，怎么称得上是血性男人？”
“血性男人？”羽涅说：“什么是血性男人？父亲，我从未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过党参。”
“真正的血性男人，是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苦难解救的责任，当作自己矢志的责任，然后，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哪怕前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海榄说：“曾几何时，我把实业救国，当作过自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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