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重建中的小镇和村庄里，越来越多的德国平民开始说出同一句玩笑话。
这句话最早是从一个在苏军野战厨房帮忙削土豆的德国厨娘嘴里传出来的。
她以前在柏林一家餐馆当厨师，战争爆发后餐馆被炸平了，她带着女儿逃到苏占区，苏军野战厨房的炊事班长看她会做饭，就让她留下来帮忙。
她在厨房里干了一周后对着来视察的苏联军官拍了拍胸口，指指自己的皮肤，又指指桌上的那面苏联小国旗，用生硬的俄语说：“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的心是苏联心。”
“看报纸，吃面包，给孩子看病，全都是红军好，我们的人自己烧自己人的村子，你们跑来帮忙重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用拿嘴说，用眼睛看就够，我的这儿，切开是红的，我最近也在学马克思思想和zb论。”
她用沾满面粉的手指戳了戳自己心口的方向，然后拍了拍菜板上的面团。
这前半句玩笑话后来被苏军正治部印在了下一批传单上，又被不少德国平民在劳动券发放点、面包店和共用的水井边拿出来说。
说的人不同，语调也在逐渐变化。
有人还是在开玩笑，有人已经笑不太出来了，说那句话时语气很平静。
像是在承认一个事实。
有的年轻人把它写在临时住房的门板上，有的干脆用粉笔把它涂在了被推土机推平的废墟残余墙壁上。
难民们蹲在新修的铁路旁用劳动券领面包时。
看着墙壁上的字。
“这几个字能在下一批传单上被印得更醒目就好了。”
他满怀憧憬的说道。
旁边的人把面包掰成两半分给对方一块。
“印不印不重要，反正自己心里已经是这么想的了。”
只要能吃饱穿暖，过上更好的生活，德国民众们当然愿意跟苏联学习。
……
过了两天，苏联将这些民众事务交给了秩序保障总队。
目前，这一支秩序保障总队的支队设在瓦尔茨镇的临时指挥部是一栋被修缮了一半的市正厅。
市正厅的屋顶在七月的炮击中全部烧毁，工兵们用了两周时间用木梁和瓦楞铁皮重新搭了个简易屋顶，至少下雨天不漏水。
墙壁上的弹孔还没有全部填补，但窗户已经重新安上了玻璃，都是从苏联后方运来的普通平板玻璃，切割得整整齐齐，用腻子嵌在窗框里。
门口挂着一块木板，上面用德语和俄语分别写着德国秩序保障总队·瓦尔茨分区指挥部，木板下面还贴着几张用图钉固定的通知，有粮食配给调整通知，劳动券发放时间表，免费体检日程和一份手写的招员启事。
指挥部的办公室里，秩序保障总队在这个分区的负责人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战前在汉堡当过市正文员，1942年被征召入伍，在后勤部队干了两年，1944年初在唔柯蓝被苏军俘虏，后来加入了德国后勤军。
他穿着深灰色的秩序保障总队制服，左臂上别着黑红金三色的臂章，正坐在桌前核对本镇的人口登记表和粮食配给台账。
这间办公室的布置很简单，墙上挂着保卢斯签署的秩序保障总队条例，窗台上放着一盆从废墟里救活的天竺葵。
分区实际工作比他想像的要顺畅得多。
苏军正治部的联络官每周来一次，把所有民政事务全部交给德国人自己处理，苏军只负责监督和协助，不干涉具体的发放，登记和纠纷调解。
瓦尔茨镇及周边两个村庄的居民登记，粮食发放，劳动券分配，临时安置点的日常管理，全部由德国秩序保障总队负责。
苏军在镇上驻扎了一个后勤保障连，只负责物资运输和安全警戒，不插手民正事务。
这种德国人管德国人的模式运转得相当平稳，居民们面对穿德军制服的秩序保障队员时比面对苏军士兵更放得开，有什么困难和纠纷也更愿意主动求助。
一个包着头巾的中年女人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配给卡。
“你好，我家的面粉上周少发了一斤，他们叫我这周来。”
办公室里负责登记的是一个年轻的后勤军士兵，叫克劳斯，战前是德累斯顿一家面包房的学徒，他对面粉的重量比任何人都敏感，把配给卡接过来对着台账逐行核对，发现是上周发放记录把门牌号抄错了一位。
他站起来从身后的储物架上搬下一袋面粉，用台秤称好分量，补给了那个女人。
女人接过面粉时没急着走，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
“你好，同志，我的丈夫在东线失踪了好几个月，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渠道能查到下落。”
克劳斯闻言，思考一下回答道。
“苏联同志那边有个战俘查询点，每个星期会把新到的战俘名单转过来，建议你带着丈夫的姓名，部队番号和最后一次收到来信的日期去查询点登记一下，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通知你的。”
“同志，我不识字，能不能直接在这里登记。”
“当然没问题，我会帮忙转交的。”
克劳斯便拿起笔将信息逐一记在本子上。
“谢谢同志。”
“不用谢，为民众服务应该的。”
女人走了以后，办公室里另一个后勤军队员从窗外收回目光，感叹道。
“以前当国防军的时候从没想过替老百姓做这些事，补一袋面粉，查一个人的下落，听上去都是小事，但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踏实，跟当年在法国和波兰执行占领任务完全不一样。”
“谁说不是呢，帮助别人其实也很快乐。”
克劳斯笑着回答着，在本子上登记完，把笔放在台账旁边。
他想起昨天有支苏军运输队在镇口抛锚，全排的人上去帮忙推车，有几个居民也自发加入，有人推完车后靠在路边喘气，指着自己身上的后勤军制服说他穿这身衣服帮俄国人推车，肯定是德国人的叛徒。
他当时没说话，但从那天起他就不在乎这种话了，他发出去的每一袋面粉，修好的每一根水管，登记过的每一个失踪人口，都是实实在在帮到人的，比他在德累斯顿面包房里烤过的任何一块面包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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