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撤回了大散关。从“总攻”到撤军，前后不过五天。五万精锐在山里走了一个来回，丢了几十石粮草，踩烂了几百双草鞋，斩杀金兵零，攻城零，占地零。
撤回来之后吴曦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重新部署，而是把刘整叫到了中军大帐。帐中只有吴曦和几个亲兵。吴曦坐在案后，手里把玩着一枚棋子，抬眼看了一下被押进来的刘整，然后把一份事先写好的文书扔到刘整面前。
“刘整，散布流言，动摇军心，质疑主帅决策，挑拨将士关系。念你多年戍边有功，不军法从事。革去统制之职，留在军中戴罪效力。”吴曦说完，挥了挥手，亲兵把刘整拖了出去。
刘整被拖出帐门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吴曦前天晚上出帐对亲兵队长轻声说的那句话，不是在安排战术，是在安排他。他被拖过营地的时候，营中将士们都看到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消息传到程松耳朵里，程松在行辕里呆坐了一下午，然后提笔给临安写了一份军报——“西路军已出大散关，前锋与金贼斥候遭遇，互有杀伤。吴副帅审时度势，暂行撤回，以图再举。”写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西线进展顺利，不日将有捷报。”
就在西路军在山里打转的同时，一份情报正在穿越宋金边境，向着宿州城下的宋军大营疾驰。
这份情报的源头是金国南京路的一位汉族商人。此人常年往来于开封、太原、兴庆府之间贩卖茶叶和药材，与金国各地官员、宋军细作、甚至西夏旧贵族都有往来。他在太原的一家茶馆里，遇到了一个从西夏逃出来的党项旧贵族。那人喝醉了酒，把自己的遭遇断断续续地倒了出来。
那个党项贵族原在西夏军中的铁鹞子部队任职，新明党接管西夏军队之后，铁鹞子被整编为“人民武装夏州骑兵师”，所有原铁鹞子军官全部被撤换，改由新明党派出的政工人员担任营以上主官。他因为拒绝交出指挥权，被关押审查了三个月，靠着旧部的帮助才逃了出来。他在太原那家茶馆里，用党项语夹杂着生硬的汉话，把新明党的整编过程、组织结构、以及他在贺兰山下看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商人听得心惊肉跳，用暗语把党项人的话全部记在了一本账册的夹层里，然后转道南下，在邓州附近找到了宋军的细作站。
这份情报经细作站转录之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同时发往东、中、西三路军的统帅部。
七月十二，宿州城下。
邓友龙接到情报的时候，正在自己的军帐里吃晚饭。他放下筷子，把情报反复读了三遍，然后叫人把晚饭撤了。他走出营帐，站在宿州南郊那片被太阳烤裂的泥地上，望着远处宿州城墙上纥石烈执中的旗帜，一个人站了很久。夜风吹过来，带着淮北特有的尘土味，和远处伤兵营里若有若无的药草苦味混在一起。
他不是第一天担心这件事了。事实上，从泗州大捷之后，他就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劲。金兵的抵抗太有章法了——泗州不守，虹县不守，唐州不守，但灵璧死守了半个月，宿州死守了一个多月。这种忽软忽硬的打法不是一个统一的命令能解释的，更像是金国在南线各处将领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决定是走是留。为什么有的城要弃，有的城要死磕？答案他一直没想透。现在这份情报给出了答案的一个角——金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锐兵力都放在了北面，南线是被战略放弃的。不是放弃给大宋，是放弃给时间。金国在赌，赌宋军打到某个程度就会自己停下来。
而那个程度，可能就是北伐军打不动的时候。现在，北伐军已经打不动了。
邓友龙回到帐中，铺开纸，开始给韩侂胄写一封密信。信的开头先是汇报了宿州前线的困难——疫病、粮道、士气，每一样都如实写了，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然后他写到那份草原情报。最后一段，他用了一种极其谨慎的语气。
“臣邓友龙顿首再拜太师麾下：金人南线空虚，非无力守也，乃不欲守也。其北境精锐二十万，西线防夏之师十万，纹丝未动。今得夏境情报，新明党已完全控扼西夏，整编其军，驻兵其境。金人之患不在南而在北，臣料金国必已与草原形成对峙之势，其所以宁弃南线城池于我，亦不肯抽北境一兵一卒者，以草原为心腹大患故也。今我军顿兵宿州坚城之下逾月，师老兵疲，疫病滋生，纵勉强破城，亦难再进。而金国北线精锐始终未损。若我军继续深入，待金国与草原之间形势生变，恐我军首尾不能相顾。臣斗胆建议：可否暂缓北伐攻势，转为巩固已得之地，深沟高垒，以观金国与草原之变？”
写完之后，邓友龙把信封好，派了最可靠的亲兵连夜送往临安。然后他坐在军帐里，一夜没睡。
几天之后，类似的情报也送到了邓州城下的薛叔似手中。薛叔似围邓州已经围了两个月，完颜匡还在城里喝他的茶。看完情报，薛叔似把舆图上金国北境的位置看了又看，最后做了一件事——下令在邓州外围修筑永久性营寨。壕沟挖深两尺，土墙加高到一丈，箭楼从原来的四座增加到十二座。部下不解，问他为什么不继续攻城了。薛叔似只答了一句话——“急攻无益，困死为上。”他说的不完全是真话。他在做的不是困死邓州，是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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