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籍休屠独孤氏家族，独孤伏俟武威郡休屠人也，侍奉前凉张氏，而后其后裔去往武川，就是独孤信祖上，独孤氏在北周叱咤风云，后来独孤信的长子独孤罗又做了凉州总管，儿子独孤纂，武威郡公，凉州总管，袭爵赵国公。独孤武都，姑臧县公。独孤开远，西平郡公。独孤开明，敦煌郡公。独孤开彻，西海郡公。
3.因地制宜，前凉在推行儒学的过程中并不教条，体现“近于现实，远于宗教”的人文精神，能够积极吸收各少数民族乃至外来民族的文化思想，在宗教和艺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从新疆到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窟寺的绘画、建筑、雕塑等都明显带有中外融合的过渡特征，这反应出了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前凉的建立是十六国时期华夏文化中心西移的开端。前凉在儒学思想指导下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制定的一系列制度，不但对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北魏乃至隋唐制度都有直接影响。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可见前凉在开启西北文化氛围的重要核心之地位。
4.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权，前凉以儒、法治国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宗法理论，由亲其亲而尊其尊演化出五伦，从而有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一整套政治道德规范，归根结底，其精髓在于血统纽带，当政者要抓住这个关键。《孟子·离娄上》有“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平四海。”由此可见宗法统治就要依靠强宗大族、世家豪门。
张轨入主凉州后也不得不拉拢西北大族。他的股肱谋臣宋配、阴充、泛瑗、阴澹等都是西北望族出身。这种办法对稳定西北局势有很重要的作用，但也反映出了汉魏以来家族门第观念对政权的巨大影响。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权，维护世家大族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触动少数本土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在所难免。张镇、张越兄弟阴图赶走张轨、张茂诱杀凉州大姓贾摹（贾诩后人）等事件也正是家族矛盾冲突的一种反映。
5.后世影响
北魏灭北凉后，除了就将大量的学者迁徙到了平城，其中包括武威的阴兴（后代阴铿）、宗钦、段承根；敦煌的刘昺、阚骃、索敞；金城的赵柔以及程骏、程弘、常爽。这些学者在平城着书修史，尤其修史，崔浩皆用之，讲学授业，成为北魏儒学的中流砥柱，史称“魏之儒风及平凉州始振”。拓跋焘在找适合北魏参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蓝本时，首选了北凉和南凉，这在他对待源贺家族和沮渠家族时，可见一斑。而源贺家族和沮渠家族与北魏皇室、司马金龙家族的联姻，也进一步说明在文化基因上北魏拓跋氏吸收了北凉和南凉这种武力豪族的基因，同时也吸收了琅琊王司马氏这种文化豪族的基因。
外交
建兴年间敦煌计吏耿访到长安，既而遇贼，不得反，奔汉中，因东渡江，以大兴二年（319年）至京都，屡上书，以凉州不知晋国中兴于江表的事情，宜遣大使，乞为乡导。当时东晋内难不断，许而未行。至是，始以耿访守治书御史，拜骏镇西大将军，校尉、刺史、公如故，选西方人陇西贾陵等十二人配之。回凉州途中，耿访停梁州（汉中一带）七年，因为驿道不通，召还。耿访把诏书给了贾陵，托为贾客（gǔ，商人）。到长安，不敢进，直到咸和八年（333年）才到达凉州。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并遣贾陵归东晋复命，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咸和九年（335年），再派遣耿访随王丰等赍印板去凉州，加封张骏为大将军，自是每岁使命不绝。
“自后骏遣使多为石季龙所获，不达。后骏又遣护羌参军陈宇、从事徐虓、华驭等至京师，征西大将军亮（庾亮）上疏言陈宇等冒险远至，宜蒙铨叙，诏除寓西平相，虓等为县令。永和元年（345年），以世子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凉州刺史”。从这段可以看出前凉与东晋的正式通使要迟至333年或334年，也就是说张寔、张茂以及张骏前期都没有接受东晋的正式册封。张寔与右丞相、大都督、都督陕西诸军事、南阳王司马保虽有过臣属关系，但也是权益之计。
建筑
王都建筑
西晋末期，长安、洛阳在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这两次战乱中尽毁，尤其是汉代的大型宫廷建筑被毁的一干二净，后来司马睿衣冠南渡，而士族们北上投奔凉州张轨，张轨利用这批人大造姑臧，尤其是汉代的那些大型宫廷建筑，均造立于姑臧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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