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王莽还以为第五伦今日转了性，绕了半天，还是要拿他当罪犯来审啊！
王莽也就在樊崇面前能说说心里话，此刻却别过头去，一副不合作的态度。
倒是老刘歆，在咳嗽了几声后，还是叹着气，说起当初制定“五均六筦”政策的初衷来。
“这五均六筦，实乃复古改制中的一环。”
第五伦道：“刘公乃草创之人，是如何想到的？”
“不是想的。”
刘歆垂下头，露出苦涩的笑：“是从古书中，找来的！”
……
刘歆永远忘不了自己在宫中校书，在积满灰尘的书架上，发现那本《周逸礼》时的如获至宝之感。
逸者，散流也，这本书与周礼还不同，乃是传自战国的逸本，由河间献王献给汉武帝，被收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因为用的是战国文字所写，也属于古文经。
刘歆当时已是古文经的旗手，年轻的他直接向把持学术界的今文老博士们开炮，但只靠孔壁藏书和左传，辩经足矣，用于改制却颇为补足。直到他重新发现的这本书，上面的内容，乃是详细记录周时治理细节，能弥补古文经长于考据，短于现实效用的弊端。
“王巨君便是学礼经出身，我将此书与他翻阅后，他也颇为喜爱，等到执政后，性情急躁好动，不能清静无为，每次有所兴作创造，一定要我在此书中寻找依凭，以托古改制，附会经文。”
刘歆道：“诸如他为安汉公，受九命之锡，便是依据古书；又造明堂等、改变祭祀，设置官职。到了始建国二年，再依《周礼》设五均官。”
听到这，王莽忍不了了，拍案道：“刘子骏，五均之事，分明是汝先进言，说周有泉府五均之官，收购市上滞销货物，这便是《周易》所说的‘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用’，合乎圣人之意。予这才下诏，开赊贷，张五均！”
眼看二人又要开始没完没了的吵架，第五伦只笑道：“古人有削足适履的故事，我初听还不信，直到见了二位，以千年前不知真伪的古书上只言片语，用于国家民生大计，此亦削肉足以适旧履也。”
第五伦看看刘歆：“刘公也真敢提。”
又瞧瞧王莽：“王翁也真敢纳！”
这二人，虽然一直在相互指摘，但要第五伦说，他们确实是时代的精英，博学强辩，只可惜都是用头做学问，用脚定国策，真是一对卧龙凤雏，合一可乱天下，恰是公知治国的典范。
王莽固执地说道：“予何尝不知？但抛去古人之言不说，其确实有可取之处，之所以采用，目的在于齐众庶，抑并兼也！”
“敢问王翁，五均六莞颁布后，众庶可曾齐，并兼可曾抑？”宋弘说话了，作为管经济的官员，他恐怕最有资格说这些，顺便将新朝时，他早就屡屡进谏，而王莽死活不听的话，一股脑说出来。
“所谓五均六筦，名为复古，其实是效仿汉武时桑弘羊之策，五均是为了平抑物价，使得长安、洛阳等地大商贾不得再靠赊贷牟利，害得小商贩及平民百姓家破人亡。”
初衷不坏，控制资本嘛，听说新朝时，洛阳等人的大商贾，不但垄断了车船运输这些物流业，甚至把手伸向了制酱等买菜的小本生意。更热衷于搞各种高利贷，利滚利之下，搞到了不知多少田地和不动产，甚至将借债人举家变为奴婢。
故而王莽想让官府直接向小市民贷款，但官府哪来那么多钱？很简单，收税啊！
宋弘道：“王翁参考周礼古文，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如此一来，城中收税颇为烦苛，饲养牲畜乃至女子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和商贩直到医巫卜祝都要收税，连不事生产的城市居民也要纳税，地方官府遂巧立名目，逼迫百姓纳税。”
可小商贩没钱怎么办？向官府贷款啊！然而新朝官府的行政效率一言难尽，税不能不交，贷款想办下来，得排队到好几十年后。于是被逼无奈之下，市民还是只能借来钱快的富商高利贷。
如此，一个完美的闭环形成，五均赊贷非但没有减轻百姓负担，反而成了高利贷的帮凶，真是滑稽。
更有甚者，五均官直接将王莽给的钱交到洛阳等地的高利贷主手里，钱走了一圈后，每年会多点利息还回来，官员们便以此作为证据，再将几个逃债的百姓，以赊官贷过期不还为由，强行将他们罚作刑徒，以填补亏空，最后肥了自己。
至于王莽期盼的平抑物价等功能，也是一塌糊涂。
宋弘指着面前厚厚一摞洛阳人对当年五均政策的愤慨证词道：“五均官豪民富户狼狈为奸，多立空簿，府藏不实，操纵价格，盘剥百姓。平抑物价的市官收贱卖贵，甚至以贱价强取民人货物。”
至于六莞的弊端自不必说，王莽的本意是要打击那些控制山林田泽的豪强，但人家有的是办法转移压力，负担就压到了樵采、渔猎之民身上，把南边的渔父逼出来一支绿林军，将东边的樵夫樊崇，也逼上了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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