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看过之后，同意了大理院的判决，昭告天下，同时内阁也在催促右都御史劳堪将涉及到朱纨一案的其他的当时官员予以查察清楚，同时作出结论，但是劳堪深知，此事必须要通过朱载坖的同意才行，否则的话就是在和朱载坖对着干了，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当时在朝廷上一批闽粤籍的官员和福建巡按御史陈九德等人勾连在一起，对于朱纨进行了迫害，这点并不复杂，但是重要的是朱载坖怎么看此事，责自然是要追的，但是怎么追责，这些必须由朱载坖来决定才行。
所以无论内阁多次催促，劳堪都以事实尚未查清为由予以拒绝，拖延此事。申时行当然不会闲着，毕竟是首辅，申时行还是有很多办法，申时行以内阁阁谕的形式要求闽粤地方官府、海关总署等衙门，加强对于闽粤走私的打击，同时申斥户部在征缴闽粤赋税尤其是海关关税与工商赋税上不力，同时要求学部迅速在闽粤两省推动学政改革，地方官府要严厉查禁所谓的书院，打击闽粤士绅在科举上的垄断。
申时行毕竟是首辅，在行政上还是有很大的权力了，而且能够利用这种行政权力打击闽粤势力，申时行还命令刑部对于闽粤两省的走私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决不姑息，要求闽粤地方官府、海关、盐政、税务分司加强对于闽粤的赋税征缴和解运，同时上疏请求对于闽粤两省的茶叶予以禁榷。
这下算是达到了闽粤商帮的七寸，庞尚鹏不得不上疏说明此事了，茶叶是福建的支柱产业，更是闽粤海商出口的主要货物，茶叶对于闽粤的经济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朝廷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庞尚鹏在奏疏中说道：“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路，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土着。闽地二千余里，原非饶沃，山田有泉滋润，力耕之，原足给全闽之食。无如始辟地者，多植茶、蜡、麻、芒、蓝靛、糖篇、离枝、甜橘、青子、篇奴之属，耗地已三之一。近来各属茶山，日渐开广。夫建属七邑，向种之稻，本不敷食，仍藉他方运来，补贴不足，尚无不害。若茶山倍于稻田，均仰他省之谷而食，一遇荒年，他省不收，无米运来，乞非又一山西省乎，思之令人可怕，故禁尚可恃乎？”
福建本来耕地就不足，在开海之后，主要就是依赖从海上而来的粮食接济，而对于福建来说，出口茶叶获利，然后换取粮食是现在福建主要的方式了，而且各处的茶厂也吸引了大量的百姓来工作，是当地百姓的主要的生计来源，陈经邦也上疏说道：“仅建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者亦数十人。千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
在茶叶贸易发达之后，还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的发展，茶叶市场中就出现了大量从事茶叶包装的手工行业，他们主要从事着编织竹婆、制作麻袋、修补麻袋、制作木箱、铅片包装等工作。例如在星村有一家专制茶箱的厂店，店中所拥有的造箱木板达七百余担，还有各种的工场都相继出现了，这些也带动了福建的经济发展，可以说茶叶在现在福建的经济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而且对于大明来说，福建的茶叶也是极为重要的，晋商们都在福建大量购买茶叶，贩运到北方给蒙古诸部交易马匹，闽茶在大明茶法之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榷茶上，福建榷并不多，浙江布政司的贡茶产量占据全国主要地位，较正统前期贡茶量增长了 23 倍；其次为贵州布政司，贡茶量 斤，而福建的贡茶量仅为9100斤，这和各布政使司的产量是不相符合的。
申时行这次也确实是逮住了这个问题，大明之前对于茶法是不甚重视的，因为茶叶在大明主要是用于和北虏、西番等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用作对于他们的羁縻手段之一，在赋税上朝廷的要求不是很严，这也就导致茶法废弛，私茶横行，申时行详细从户部调取了详细的档案，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正统以前，大明的贡茶量 4577 斤，榷茶量约 斤，茶户自留茶叶量 斤，茶叶总产量约 9040 万斤。嘉靖年间的贡茶量约 斤，榷茶量约 斤，中期茶户自留茶叶量 斤，茶叶总量为 5859 万斤，而到了现在，贡茶量约 斤，榷茶量约 斤，茶户自留茶叶量基本与中期相同，茶叶总量约 5863万斤，较嘉靖朝贡茶量增加了 200 斤，榷茶量增加了 500 斤，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现在每年晋商从福建运往北方和贡市的茶叶络绎不绝，闽粤海商业将大量的茶叶贩运到海外，而朝廷的榷茶量却没有任何的增加，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所以申时行要求重新制定榷茶办法，庞尚鹏当然是上疏予以阻止了，因为庞尚鹏很清楚，一旦重新确定茶法和榷茶量，福建的榷茶数量肯定是要大幅度提升的，这点对于朝廷来说是肯定的。
庞尚鹏当然知道申时行的用意，因为在茶叶销售上，南直和浙江茶叶和福建茶叶是竞争关系，以往由于南直、浙江的茶叶品质较好，而且有贡茶的名声，价格高昂，在茶叶销售上能够稳压闽茶一头，但是在开海之后，闽茶凭借其价格低廉，产量大，品质稳定等优点，迅速成为大明在海外所销售的主要茶叶，闽粤茶商业从中赚取了极大的利润，这也是使得南直、浙江的商人极为眼红，所以他们要求增加榷茶量，打击闽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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