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夜色，没有一秒的犹豫，打开车门，坐进驾驶位，一脚油门，驶离她的家。
她家的窗户没有亮起。连送我出门的礼貌都没有，她甚至不愿起身看我一眼。
我握着方向盘，指节泛白，心头怒火翻涌。
刚才那句“thank you”，就像一记钝刀，精准地切开我所有的期待与幻想。
我打开手机，点开航空公司App。
今晚10:45，从伦敦希思罗飞往北京的直航航班，是今天最后一班。
我毫不犹豫地点击——购票、付款，一气呵成。
然后点开微信，给体育总局的徐主任发了一条消息：
【徐主任，我在苏黎世的事解决了，我会来参加表彰会。】
发送成功。
那一刻，我终于承认了——我已经不再等她了。
我靠在车座里，手指撑着眉骨，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脑子里却还是她病床上苍白的脸、沙发上倦倦的模样，还有那句疏离到极致的“thank you”。
我自以为是的想，我可以留下陪她，但她并不需要，她给我的，只是一句礼貌而克制的感谢。
就像我，只是她研究生活中的一个随机变量，介入过，但不会留下任何标注。
我曾经是她的男朋友，是她的家属，是她学术之外唯一的例外。
而如今，不过是那个她“忘记修改”的紧急联系人。
她的世界太大，大得可以包容整个宇宙，却容不下我。她的脑海里装着超新星爆炸和星际迁移的模型，装得下火山、彗星、银河，却永远不会记得我今天训练扭到脚。
我曾以为，她只是不会表达。
可现在我才明白，她从未想过要表达。
她不是不懂我——她懂。她知道我需要什么，知道我等了多久，知道我会一次次不顾自尊来找她。
正因为她懂，她才毫不犹豫地选择不在乎。
她不是不爱我，她是不屑于爱任何一个人，包括她自己。
我忽然苦笑。
我们除了在彼此身体里能找到一点温度，剩下的全是冲突、对抗、拉扯。
那也是她唯一不需要思考就能应对的事。
可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
我放下她了，就像她早就放下我一样。
后天早上九点，北京时间，我会站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冬奥表彰。
我不需要她为我骄傲，也不需要她为我等。
就像她一样，我也可以只为自己活一次。
四月的风还带着料峭，北京的春天还是和以前一样，天空又灰又黄，阳光从雾霾后艰难的射出几道光芒，照在人民大会堂的屋檐上，也还是灰蒙蒙的。
我想到，Iseylia跟我说，“我最讨厌北京了，人又多空气又差”，可是曾经为了陪我备战世锦赛，她在北京住了半个月，虽然那半个月，她就出了三次门。我摇了摇头，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她。
铁栏之外，早已聚满了人。有人举着牌子，有人喊着名字，尖叫和快门声此起彼伏，一道红毯延伸到主入口，像一场迟到的盛典。
我穿着国家队正装，胸前别着冬奥金牌得主特有的徽章。西装剪裁一丝不苟，肩线、袖长、扣位，都精准得像是被激光描过。这是我特意让裁缝改的衣服，还为此被总局的孙副局长批评，Iseylia听到后，假装成了韩国队的队友，高跟鞋在孙副局长的鞋面上狠狠踩了一脚。
她说我就是脾气太好，明明我只需要给父亲或姑姑打个电话，孙荣武就会从他的位置上滚蛋。但是我想，我没有必要这么做。而她不一样，她说她睚眦必报，她说，恶人自有恶人磨。
我当时因她为我鸣不平有些感动，却忽略了，原来她真的是睚眦必报，她不会放过，任何让她不快的人。我知道这就是她的性格，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曾经一个人在杭州的12年给她的阴影太大，我尊重，却又那么难接受。
这是我的问题，或许就像Iseylia说的，我过于圣母。而现在，孙荣武又堆笑着和我套近乎，话里话外的意思透露出的，是让我不要和他计较。我想，应该是父亲知道了什么，让姑姑给孙荣武的上司说了些话，我不愿意理会他，随便客套了几句就离开。
我的视线越过涌动的人群，落在人民大会堂高耸的立柱之间。风很轻，我甚至能听见布料在肩膀处被拉扯的声音，清晰、克制，像这场表彰会本身。
几个刚下车的女运动员笑着朝我跑来，其中一个拎着纸袋，眼睛亮晶晶的：“阿澈，我做了法棍三明治，你早上肯定又没吃。”
我笑了笑，语气不重：“谢谢，但我吃过早饭了。”
她吐了吐舌头，像是不太在意，又不死心地问：“那你晚上有空吗？我们几个想去吃点东西，庆祝一下……”
“不了。”我打断她，语气不急不缓，“我晚上有安排。”
其实没有什么安排。
我只是……不想去。也不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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