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那新加坡，超过七成的居民直接或间接依靠九州商会下属的产业生活。新加坡市政府五成以上的财政收入，也和九州商会的商业运作有关。大片值得开发的土地都落入了九州商会下属某一公司的手中。将来新加坡兴盛发展后，哪能给九州商会带来多少的利益啊？
当然，九州商会大把大把资金的注入，也加速了新加坡城市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个新建成的城市来，任何一笔资金的注入那都是一记营养针，如今新加坡的市面更是一片欣欣向荣。不管是港区，还是市区，洋行林立，高楼成群，已经很有一些现代城市的味道了。
陈瞻是近年来第一个来到广州的皇室中人，而且封号‘揭阳’，这可是广东的城市，让广州人更多出了一股亲近感。
当宝船挂着彩旗出现在广州黄埔码头的时候，珠江口内的所有军舰民船的甲板上面，都站满了欢呼的水手旅客。包括外国的商船，都鸣响了礼炮向中国的亲王殿下致敬。所以在陈瞻和王妃并排站在前甲板上的时候，他就感觉着自己的肾上腺在不停地提升。码头上人山人海的欢呼，给让人有感觉了。
在码头上，还有不少从南洋各地往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华人华商。以及侨居暹罗、金边等地的华侨。甚至还有不少的欧洲人。
特别是英国人，表现的非常热烈。因为这位中国的亲王殿下的最终目的地是剑桥，剑桥郡的剑桥大学。据说在选择剑桥还是牛津这两所英国仅有的大学的问题上，亲王殿下很直接的选择了剑桥，而嫌弃牛津大学那丑陋的名字。
【亨利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一直到19世纪初，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仅有的大学。欧洲其它地方没有哪里有这种垄断的。】
作为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他们比陈汉内地的人民更能够深切感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变化和提高，这种变化和提高催动了这些华侨华人在那些国家当中，行为做派的飞快改变。
虽然陈汉帝国并没有在这些‘友邦’面前露出自己的獠牙和利爪，但是谁都知道，陈汉帝国是个无可抗拒的庞然大物。
如果他们的国民和当地的华人华侨发生了冲突，当地政府百分之百会袒护中国人，根本不看谁有理谁没理，拳头就是最大的道理！
就比如在暹罗，华人在当地有‘皇族’之称。本来这个称呼是影射的郑信身上的华人血统，但现在曼谷的华人在暹罗，那真真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特殊权力阶层。
只不过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彻底扭转的，外在最大的变化就是纯正的华式建筑越来越多了。连带起的，把不少土著人的建筑物都带动了。
很多去过暹罗、金边的欧洲人都很惊奇。在他们的眼中，暹罗、金边，还有东边的日本，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势力范围，或许不能说是殖民地，但中国人在当地享受的却绝对是高人一等的地位。
欧洲人自己在经营殖民地的时候，欧裔移民和当地土著的身份差异，那是巨大的不可跨越的。
可是中国人这里不一样。
一些海港新兴城市里，华人的地位和财富都不需要去说了，他们甚至能占据着城市七八成的商业份额，绝对是当地商业繁荣的主导力量。
但是华人与土著之间却并没有那种相看两厌的抵触情绪，甚至是敌对情绪。
后者在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留下的地盘中，还不时的能够察觉到，可是中国人自己打的地盘里，却很难感觉到民族间的对立和尖锐矛盾。
华人的性格使得他们不会一朝得势就两眼朝天，对待土著哪怕是表面化的，也多是温和有礼，至少不会向白种人那样摆明的歧视。
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有‘与人为善、和气生财’的传统理念，出门在外的华人都是要有一定觉悟的。
在过去，他们会把自己往土著或者是统治阶级的‘外相‘上靠，比如把自己的窝改得富有当地特色，这是一种保护和更好的融合。或许他们心底里还有着自傲，发自骨子里看不起土著，但不远千里的下南洋的华人全都是赤贫阶级，贫穷已经消磨了他们太多的骄傲。
能置下一分产业，能生存下去，对于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
把自己的房子、窝搞得那么具有中国特色有什么用吗？那样只会时时刻刻的提醒土著，你是个外来者而已。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逐渐的孤立、冷漠，最后……
在当初的时代背景下，华人的力量是转变不了南洋的社会情况的，那么他们就只能取主动地适应这种社会情况。但现在不一样了。
中国人的影响力已经传入了每个土著的心底，华人的力量已经可改变整个南洋的社会情况。
于是，在暹罗，在日本，在金边，在万象，在这些国家里，那些高层贵族都还学习着华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事实变成是当地的统治力量主动的向华人来靠拢，华人华侨的脑子进水了，才会再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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